高群書《千鈞一發》拍攝感悟 意在記錄真實(圖)

高群書在片場

2006年，身為中國警匪劇領軍人物之一的高群書(blog)，從電視領域轉戰大銀幕，借助一部《東京審判》完成了華麗的轉身，一時之間成為中國電影界的風雲人物。如今，他又一次出手了，其嘔心瀝血的大作《千鈞。一發》即將上映，勢必將帶給影迷強烈的震撼。

如果說《東京審判》是歷史渾厚交響樂的話，那麼《千鈞。一發》就是平民的深情詠嘆調。盡管這兩部作品所設置的背景不同，所表現人物的身份也是天壤之別，但它們都是為英雄做的史詩。而導演出這兩部佳作的高群書，究竟有著怎樣的電影思考和人文情懷？且聽他解讀自己的新晉之作《千鈞。一發》！

1.《千鈞。一發》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而成。您是如何關注到這樣一個故事、並決定改編成電影的？

高：自第五代導演始，至第六代，中國電影開始走向邊緣化和去崇高化。正常人的正常生活，普通人的普通情感，被看成很不電影，或者說，很不電影節。這些人，被我們的藝術家們，“趾高氣揚”地忽視了。中國電影走向商業炫目和電影節所倡導的別扭。對於票房或者說觀眾認同，藝術片導演說，這和我無關，我隻想表達，票房問題請問投資人。大片導演說，我有銀子，我用白花花的銀子晃瞎你的眼。最後，觀眾沒被晃瞎，並且眼睛更亮了。

中國電影由此走上了某種歧路。票房也成了電影的畏途。

其實這是不正常的，電影為票房計，一個硬指標就是觀眾的認同，拋開體制和從業人員的素質問題對電影票房的耗散，票房應該基本上代表著對一個電影的認同程度，哪怕隻是技術的認同和宣傳的認同。

2006年夏天，小津安二郎電影和德國萊茨的《故鄉》三部曲使我對電影有了另外的認識，不管是小津安二郎對戰後日本平民生活的靜穆描摹，還是萊茨對德國鄉村一家人幾十年的命運追敘，均波瀾不驚、情意綿綿、悲天憫人、意境遼闊。

小津和萊茨的電影主人公都是正常人、底層人。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他們浮沉於時代嬗變、世風跌宕、國家命運的反復，但總能在波濤中頑強地昂起頭，艱難爬上岸，繼續無奈平和的生存。他們不是時代和政治風雲的吶喊者和撥弄者，而不過是在被撥弄和左右。他們不自主，但他們卑微而頑強。

就世界範圍而言，這纔是支撐人類得以延續的主要力量，是金字塔的底座，是英雄傲立灘頭的背景，也是中國電影自80年代以來的稀缺內容。

他們不異常、不邊緣、不炫目，也就不商業或者不藝術。但我分明看到了他們的熱淚和祈望，這些人就是我們的父母，是我們的兄弟。我應該用我已經擁有的權利––影像，來紀錄下他們的一切，悲傷和喜悅、無辜和無奈、平和和憤怒、時代的影響、具體的困惑、微塵一樣的生命印跡、蟲一樣的生命蠕動。

因此也就萌發了拍攝《你：1930–2030》繫列電影的企圖。

《千鈞。一發》真實事件中的於尚清就是這些成億中國底層人的一個。

真實是一種自然現像，真誠是態度和情懷。在充滿虛假的環境壓迫下，我們最好的做法就是選擇真實事件和真實人物。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再好的編劇也編不過生活。對於《千鈞。一發》來說，我們隻是記錄者，影片80%都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