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戲當前》導演手記：何曉斌闡述《證人》

《證人》拍攝現場

工作人員辛苦拍《證人》

劇組拍攝雨中戲

精彩鏡頭回顧

在情景研究中有一個著名的情境模式叫“囚徒困境”。大意是兩個犯罪嫌疑人被警察抓住後隔離審查，其中的每一個嫌疑人都面臨於警察合作還是與同伴合作的選擇，如果二人同時選擇與同伴合作，他們可能逃脫法律的制裁；如果同時選擇與警察合作，則都會受到法律的合理懲罰；二人中一人選擇與警察合作，一人選擇與同伴合作，選擇與警察合作的人可能得到獎勵而另一人則會被加重處罰。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嫌疑人都不清楚對方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在這個情景中，嫌疑人個體理性與他們集體理性之間形成了巨大的衝突，導致他們面臨選擇的困境。

《證人》中的主人翁也面臨同樣的艱難抉擇。在他目睹一場殺人案件之後，他與除殺人團伙之外的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個集合，他舉報嫌疑人將會使社會正義得以聲張，卻會讓自己處在殺人團伙的威脅之中；它保持沉默殺人團伙將遠離他的生活，他過得會很安逸平靜，但社會正義將湮沒於這樣的平靜，殺人團伙將在這樣的平靜中為所欲為，帶來更大的社會傷害。

拍這個片子的過程中，我一直欣慰甚至欽服於主人公最終做出了維護集體理性的選擇。他舉報了殺人犯，讓殺人犯最終受到了社會正義的制裁。這種欣慰與欽服來源於對自己面臨同樣選擇的時候，我也沒有做出他這種選擇的絕對信心。事實上，在主人公舉報了殺人犯之後，他的生活就沒有了應有的平靜，隨時面臨殺人犯同伙的騷擾與威脅，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這讓我於心不忍，也讓劇組的所有成員心有不甘。在拍攝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在想，應該給主人公一個圓滿的結局，讓他在維護社會正義之後得到他維護的這個集體給與他的足夠關懷。

但最後我們沒有改變故事原型的真實結局，隻在故事中加重了警方圍繞證人積極想辦法的戲份。這樣做的目的不在於強調社會正義的無能，多方努力仍然無法保證一個證人的正常生活，而在於用這樣的方法強調這個悲劇的根源，不是故事中具體的某一個人，而是目前我國證人保護制度本身。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呼吁完善這一制度，弱化每一個人在做相同選擇的時候面臨的困擾。

我相信悲劇的力量。

我相信這樣的力量可以喚醒完善制度的動力。

我相信這樣的力量可以慰籍在現場內外不分晝夜、辛勤勞動的每一個工作人員，我應該謝謝他們。

何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