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鋼做客《可凡傾聽》 解密旅法音樂之謎(2)

曹：你當時學音樂的時候是學單簧管是吧？

陳：對。選擇單簧管實際上也不是我自己的選擇。因為我們那一批之所以能夠在十二歲的時候沒有繫統地學過音樂而進中央音樂學院，是因為學校當時有一個特別的政策那一年，就是要招一些個白丁來學管樂。以前是沒有這麼做過的，頭一次嘗試。我正好趕上這一年。

曹：但是你去考中央音樂學院的時候，據說是你同時考了作曲跟這個單簧管？

陳：那是後來的事了。這是後來的事，因為這是我在附中學習的時候，我的附中那時候還沒有作曲專業。那個考作曲和單簧管是我在學了十四年的專業單簧管，在浙江歌舞團工作之後，1977年再回到中央音樂學院考試的時候，我考了兩個專業。

曹：當時你黑管是考了第一名，作曲是考了十四名。

陳：到底第幾名我也記不清了。

曹：但是後來為什麼又選擇了作曲，怎麼沒有去繼續學單簧管？

陳：這個選擇是毅然決然的。我如果說這兩個東西擺在我面前由我去選擇，我當然選作曲。因為那是我夢寐以求的一個專業。我在上專業學院附中的時候，後來特別是到浙江歌舞團音樂團去工作的時候，我的想法就是，以後一定要寫東西。所以在樂團裡邊我特別努力地去幫著樂團編配、創作、指揮。所以在這方面我有很大的潛質。因為這五年的實踐對我考專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這個基礎的話是不可能的。

曹：你覺得音樂學院你們那個78屆應該說（17：14）現在回過頭來看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像張藝謀那個班一樣。出了這麼多的音樂大纔子，譚盾啊，郭文錦啊，曲曉松。你覺得當時你們在讀書的時候，在這樣一個氛圍當中，你覺得對你的學習音樂起到一種什麼樣的作用？

陳：應該說當時我們互相之前誰也沒認為誰是什麼。這應該是這麼說。

曹：因為當時大家都不是什麼。

陳：對，什麼都不是。而且，大多數同學隻不過是一個從邊遠地區來的一個土包子。當時說得不好聽就是這樣。大家都是從各個地方來的，誰都沒見識過北京，更沒有見識過中央音樂學院是個什麼。但是呢，正是因為如此，有一種欲望就是說，我要做個像樣的人。既然來了機會有了，那麼大家誰都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所以學習很努力。再加上那個時代。我覺得時代造就英雄，這話完全是千真萬確的。那個時代允許我們去想，而且鼓勵我們去想。而且那個時代是一個不光對我們，對於所有的老師都是一個如饑似渴的時代，要知道要求知。因為知道十年過去了我們好多東西都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什麼我們完全不知。所以當中央音樂學院當時請來一個劍橋大學的教授的時候，搞作曲的。他在音樂學院待了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這在現在是很少見的。中央音樂學院不光是作曲繫的同學和老師，全院的同學和老師，老老實實就在那舊禮堂裡坐著聽他講課。這現在完全不可想像的。

曹：那你們當時這一撥同學課餘時間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嗎？

陳：交流的非常多應該說。那個時候我們班是優秀班集體，就是課餘時間一塊打籃球啊什麼的這種，沒有同學之間的成見矛盾排斥，都沒有。

曹：你那個時候是跟誰是比較親近一點？

陳：我這個人比較 哎，這是我的毛病。就是性格本身比較內向。而且呢，又稍微偏清高一些，這個不是大學以後，從小就是，托兒所就開始了。而且呢，我有一個特別大的弱點就是不願意見人。每次星期天晚上，因為我們是住校嘛，從家裡回到學校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都遛邊兒走，就生怕見著一個老師和同學。這心理到現在完全沒有克服。好比在音樂會前天，在上海開音樂會，進音樂會會場對我來說是一大障礙。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就是趕快在邊上坐下來。然後上臺對我來說更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就是不得已你必須去嘛，這件事情因為是你的作品是你的孩子，他要和大家見面了，你要和大家說幾句話，或者是你要向大家表示感謝，這是不得不做的。但是我要做的時候，說實話我的臉都是發抖的。很為難我說實話。所以我說我的專業真是一個孤獨的專業就是需要一個人，對我非常合適。我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就是一個人在屋裡度過的。

曹：那當時在你們學校讀書的時候，其實像曲曉松啊，譚盾、郭文錦、葉小剛已經是有一點嶄露頭角。在那個時候其實跟他們相比你並不算很出挑，或者說並不算特別引人注目。心裡邊兒會有一種不服氣或者說是嫉妒嗎？

陳：沒有。應該說一點都不引人注目。不是說不特別引人注目。但是呢，作為一個人他有他的一個性格，這個呢是引人注目的應該說。學習認真努力，學習成績很好，這也是有目共睹的，這都是沒問題的。但是呢，在創作方面我沒有那種開拓精神，也沒有那種欲望就是說我是一個很有纔能的人一定要做的和別人不一樣。沒有，我隻是想做一個好學生。嫉妒，那個時候我沒有條件嫉妒。如果說我很好，我們倆都特別棒，那就嫉妒了。或者說原來他很差，後來變得比我好，就嫉妒了。那個時候我沒有，沒有想到嫉妒。我和葉小剛關繫應該說在上學的時候關繫是比較好的。

曹：那你到法國去學習以後有一段重要的經歷，就是你跟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梅希安。但其實你跟他成為師生的關繫本身就有一點傳奇的性質。當時怎麼想到要去拜梅希安為師呢？因為當時的狀況，梅希安跟你的距離差的特別特別大。

陳：但是在之前就是有一段距離的彌補是什麼呢，就是我是一個有步驟有計劃去做自己事情的人。雖然在上學的時候在創作上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但是在學習上表現很突出。所以我知道這是我唯一的優勢。我必須發揚這優勢，以這個優勢揚長避短嘛。因為出國學習對我們那個時代的人是尤其重要的。那麼其他的同學都去比賽啊，寫作品，開自己作品的專場音樂會。我不是。我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我的目的是要考上研究生，考出國研究生。當時教育部有個出國研究生地這一說。所以我下決心要考出國研究生。我知道那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用了兩年，也就是四年級和五年級這兩年的時間，其實這兩年的時間對大多數同學來講是搞創作寫畢業作品，然後在創作上顯露頭角，這麼一個年代。可是對我來說，學英文。然後吧我們的四大件就是我們作曲的基礎課搞好。然後寫出兩首像樣的作品來，這是我當時的目標。這兩年呢我覺得，應該說對我來說非常有成效。

曹：那你當時是怎麼跟梅希安聯繫上的？

陳：和梅希安聯繫是在出國的過程中間踫到了一些個我們同大的這些個有志之士吧，這些年輕人。他們的想法有些時候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在同飛機上就認識了一些同學，他們學法語的，對法國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對我有些幫助和建議。他們建議我說，你要到了法國就要找最好的。我說我差太遠了，找一個一般老師能上音樂學院就已經很不錯了，然後以後拿一個文憑博士學位，然後回國可以當教授。這樣想法。但是他們那種鼓勵，我覺得對我來說起著一個很大的作用。

曹：就是當時你跟梅希安聯繫上還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說是你在波爾多遇到了一個叫Brojoy的老人，正好他的一個義子是梅希安夫人的學生。是不是通過這樣一個關繫你和梅希安聯繫？

陳：不，先寫了信。寫了信以後就找不著他了。

曹：那你怎麼投寄跟他呢？

陳：就我覺得可能人生中間確實有些緣分的問題。我們就上街走路，沒找著地方喫飯，然後沒有商店，當時星期天店都關門的。在這個找商店的過程當中踫到這個老人，他在騎自行車。可是他完全可以不停下來對不對，可是他卻停下來了。見著我們倆同學就停下來了，問你們需要什麼幫助嗎？所以我說這件事情可能也是西方社會

曹：那停下來會跟你們聊天怎麼會聊到梅希安呢？

陳：沒有，一開始沒有聊到梅希安。隻是說，噢，你們要找商店那我帶你去。到了門口以後他說，你們別走，因為聊著聊著他知道我學音樂他很感興趣。別走，然後我們買完東西他就已經把車放回家開了一輛車在門口等著了。就跟司機似的，我們專職司機在門口等著。這是很令人不可思議的一件事。那你們喜歡的話我就帶你們參觀一下波爾多。參觀完了波爾多又說，你們如果不介意的話到我家喫飯。好，就到他家喫飯了。就這樣，所有的話題就那麼開始展開了。說到梅希安這個話題的時候，他說啊，我這個干兒子就是他的夫人的學生。就是這樣。然後我們這封信就找著地方了，很容易。但是，梅希安的回信是使我喫驚的。你找著地方他不一定回答你對不對，就以我今天的我自己的感受我想起那件事都很感動。現在給我寫信的人不少，但是我沒工夫回，包括E-mail，我都沒法回。可是如果是都要回的話，一個是我回了你也不會高興，我不可能滿足學生年輕人提出的要求，更不要像他那樣竟然給我回了一封信。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一個外國人，而且沒有住在巴黎，住在外地。說要想跟他當學生。真是無稽之談。

曹：他在信裡邊跟你說點什麼呢？

陳：他就說，我看了你的信我很感動。他說在給你一個確定的回答之前我很想見見你。現在呢我不在巴黎，然後呢我大概兩個月以後回到巴黎。能不能在10月22日下午5點鐘你帶著你的譜子和你的材料到我家來我們一起談一談？就這樣。

曹：這封信當你收到的時候距離你投遞的時候相差多少時間？

陳：相差15天

曹：基本上是收到信以後差不多很快就給你回信了。

陳：對，他就回信了。也就是說，後來就以我對他的了解，我知道這件事對他來說也是非常意外的事。因為以後我跟他學，我跟他一起走到任何地方的時候，都有人會過來跟我問，你是他的學生嗎？這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沒有任何學生。哎他就帶著我到處走。

曹：當時他已經離開音樂學院十年了。那你在見他之前做點準備嗎？

陳：那當然啦。這個又使我回到我自己那種原有的生活態度上，這是我唯一的機會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沒有準備的人機會來的時候你也抓不住的。那麼兩個月的時間簡直是幸運，他如果說明天你就到我家來，這可能性就很小了。他竟然說兩個月以後，這也是很奇怪的，因為給的時間非常長。這樣的話我就有機會在這兩個月裡邊加緊法語學習。然後加緊對他的了解。每天去圖書館看他的資料聽他的音樂，同時呢寫一個作品，同時還要準備就像我們今天做這個訪談一樣。我在想他會問什麼問題，他對什麼問題會感興趣。我能問些什麼問題，我能怎麼回答他。那麼對這個我們做了特別充分的準備，就那個同學和我一起。他幫助我。因為我法語，你想想我們這個，剛到那時狗屁不同。

曹：就是說你們準備到很細的程度。就是見面的時候第一句話說什麼，可能肢體動作是什麼，都作了精心的準備。

陳：肢體動作還不至於。因為我本來有自然肢體動作，這倒不需要準備。就是想到他所有的問題。他可能問什麼問題，他可能對什麼問題感興趣，我可能問什麼問題。就是這樣。然後我的作品怎麼寫。這個時候寫作品完全沒有想什麼個人風格，隻是想我要說明我對現代音樂也有所了解，我有興趣，我能寫出一個像樣的作品來。其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必須努力。所以我們的見面應該說是戲劇性的見面。

曹：那當那天的下午五點，踏進他家門的時候第一眼見到他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

陳：別踏進他家門進他樓門，我就已經是叮呤工隆了。

曹：怎麼個叮呤工隆？

陳：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了。然後每上一層，因為他在五層，因為這個樓裡邊三層是他家，有三層。他跟我說他在五層，我就到了五層。然後敲他家這個門，我完全是顫抖狀態。我接到他信就顫抖狀態，因為這就不可能。竟然一封信是後面寫著他的名字，寫這麼一封信。就是說，我打開這封信之前我就知道，這命運要改變了。他完全可以不回的。他既然回了希望就已經有了。然後後邊的希望是要我去建立的。然後我到了他家，因為很多東西我覺得在於自己的想像。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狗屁不是那你就是狗屁不是。你覺得什麼可能都沒有那就什麼可能都沒有。但是我覺得我有這個願望，我這個願望一定要實現。在沒有實現之前我絕對不能想絲毫的可能性這是不能實現的。所以我是抱著這樣一種態度去的。那麼這種願望我覺得實際上是互相感染的。他看了這麼一個人這麼可望，我沒跪下，但是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語言，用我所準備好的所有的這種材料，音樂，還有我新寫的譜子，過去的錄音等等。然後再介紹我自己的歷史，經過的文化大革命的磨難等等。然後最後還特別巧的就是在他們家發生的一件就是說，竟然在第一次談話我們談了四個小時，你想想你不認識一個人，就你曹可凡先生，有一個不認識的人說第一次要見你，而且是一個年輕人，什麼影響都沒有，狗屁不是，到你家來你接待他四個小時。他竟然用四小時時間耐心地聽我，耐心地問我。當然在這四個小時中間發生了一件特別戲劇性的事，我覺得可能對我也有幫助。就是說，我們就是這樣坐著，他面對著我，後面是窗戶。往後面是另外一幢樓。另外一幢樓呢我就看到一個女的在那放火。她就燒了她家。她從簾子開始燒起。這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曹：我想像著這個場景是不是有點像這個簡愛裡邊羅切斯特夫人，瘋女人燒著房子的感覺。

陳：很像。真的在燒房子。那麼這個樓呢是在我們這馬路，馬路不寬就在對面。我就面對著看著。我就跟他說，但是這個什麼火災亂七八糟的我都不會說。這是在我準備的語言之外。我就說哎哎哎，看那個。然後呢，他就注意到了。然後他夫人出來了，然後我們就給火警打電話，然後火警很快就來了。然後我們一起下到樓下，看著那邊怎麼救火。這個過程呢使我們之間的關繫一下就放松了。然後等我們再回到樓山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我們的關繫已經改變了，好像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使一個本來很嚴肅的一個招聘活動變成了一個很一般的家庭之間的談話。

曹：有一種老友之間敘談的氣氛。

陳：然後，就是說，他感覺到我的這種欲望，他受感動了，很深的感動說實話。而且

他有一個非常值得，我一直到今天我纔想到他作為我自己的一個模式的時候，對學生對年輕人對那些個沒有什麼社會關繫沒有任何權利沒有任何影響的人是一個什麼態度。到今天對我很深的影響。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具有極大的同情心。所以最後他說，他說這樣，他說我叫我夫人出來，這件事情我想我一個人還不便做決定。他對他夫人非常好。和他夫人一起，他說我有這個想法我想接受他。然後他夫人就很簡單的口氣說，你想接受那就接受吧。當時他就給法國政府大學管理機構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說，我決定接受陳其鋼作為我的學生，上多少課。就這樣一個證明。就行了，有了這個證明我就可以拿到按照原計劃的法國政府的助學金。就這麼開始的。等我從他家裡邊出來走到樓下的時候，我完全不像上樓的時候，我就像鳥一樣好像，輕得飛起來了。因為我當時我知道，從那天開始，從那個此時此刻開始，將有新的一個生活在我面前。

曹：你後來一共跟了他幾年？

陳：四年。

曹：你覺得在這個四年當中，你跟他學到最多的是什麼？

陳：學到最多的就是做我自己。這是最重要的他給我的東西，我們從第一課開始或者說衝突就是這個。因為我們在中國受教育的時候是要我們每個搞藝術的人能夠為對方服務，就是我做的東西是為你做的。那麼在那個社會裡有另外一種觀念就是，如果你自己沒有誠實的對待自己，你不能說真話，你這個語言是不能夠感動對方的。這是那個社會裡的那樣一種原則。那麼這個原則我們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就踫撞了。他問我，他說你想做作曲家，為什麼做作曲家。我說我是要為人民服務。他說，那你為哪個人民服務啊。我說為人民服務啊，就是為廣大人民服務啊。他說是工人農民戰士干部。我說，好比說工人。他說，哪個工人。他說你能知道這個工人是怎麼想的，那個工人是怎麼想的。你能代表所有工人嗎。他認為就是說，你想讓這個工人高興或者讓那個農民高興，最好的辦法首先是要讓你自己高興，就是知道你自己要做什麼，你是誰，要首先認識自我。從此我開始就像後來我就想到這個例子，冼星海那個時代。冼星海的時代他寫了個黃河大合唱，那是社會的需要時代的需要，但是首先，還是他自己的需要。他如果沒有那麼深的感受，去感受那個時代，感受他自己內心那種激情，他寫不出來一個時代的強音去感受他而已。

曹：那你做了這麼多年的音樂，我覺得在音樂當中有一種悲天鳴人的情懷，或者說有一種愛的胸懷，這是不是也是跟梅希安老師有關？因為他最早做晚風情詩，他的作品有非常濃重的一種宗教的色彩，是不是在這個當中從精神上收到他的一種影響？

陳：應該說不光是受到他影響，還受到整個社會氛圍的影響。當然他的影響很重要，因為他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但是呢，他從來不要求別人、學生去按照他自己的模式，他自己的信仰去做事。他隻是說，你要做你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學我，你也不要學另外一個人。有一個模式在你面前，在初期階段可能有用，但是最終是要害了你的。要走自己的路，這是一方面。但是你剛纔講到悲天鳴人這件事情，這是另外一個方面給予我的影響。到了法國社會以後我覺得，給我最深的一次影響應該說是我一個法國朋友。我們受的教育在那個時代，尤其文化大革命裡成長的這一代人，我們是階級仇民族恨，這樣一個狀態。對於他人經常取一個懷疑的態度。認為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實際上他並不需要幫助，他隻不過是在以這種形式來騙取他人的同情心。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經常的一個反應。所以當一個叫花子進飯店的時候，很多人就像打狗一樣的把他轟出去。那在我們的心態中很正常這個，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裡面有什麼問題，因為那是個弱者。那麼有一次在一個地方，一個法國人家裡住，很晚了，大概半夜十二點鐘。我上去，他們家也在五層樓，要開門。結果門口坐了一叫花子。那我就是中國人的反應，當時馬上就來了，我自己就是這種反應。我說這不是你坐的地兒，這是人家門口。你要坐坐外頭去。這是我的反應。然後我就進去了。進去了這家主人跟我講，外面坐了一個叫花子，剛纔我給了點喫的東西，他人還在嗎？當時我就覺得我無地自容，就是這樣。完全很深的內疚。兩種明顯的對人的不同的態度。這些東西潛移默化地給我很多影響。覺得自己以前真是沒有好好思考，也沒有好好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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