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星火》編劇導演：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小說選刊》對《星火》編劇韓毓海、導演劉毅然的訪談

訪問者《小說選刊》副主編：馮敏

受訪者：《星火》編劇韓毓海、導演劉毅然

馮敏：首先向二位編劇和導演表示祝賀！根據左翼作家葉紫的三個短篇小說《星》《火》《豐收》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星火》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後，引起巨大社會反響，並以收視率平均8.93%，最高12.16%的佳績創中央電視臺收視率近年來的新高(據《中國電視報》央視索福瑞調查數據)。這部戲不僅觀眾反映強烈，在知識界理論界也引起熱議，網上也有大量評論。請二位談談當初改編作品時的一些想法，也希望能介紹一下作家葉紫的情況，因為多數觀眾也許並不熟悉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

韓毓海：的確，今天的讀者已經不熟悉葉紫這位作家了，在現行的文學史教材和研究中他並不顯赫。但是，一個作品偉大不偉大，一個作家是否“顯赫”，不完全是作品和作家自身的原因，這種“地位”往往是特定時代，特定時代的統治階級和由他們所壟斷、支配的文學批評、文學史、傳媒，及其所營造的文化氛圍、審美趣味和社會價值觀的產物。

葉紫出生在湖南益陽一個開明進步的鄉紳家庭，原名餘鶴林，餘氏滿門皆仁人志士，在大革命時代，他的父親、叔父和兩個姐姐向農民傳播平等、民主思想，組織農會和婦女會，在1927年的馬日事變中，父親和姐姐被軍閥殺害了，當時是父女二人，爭先上絞架，因為都不忍目睹親人在自己眼前死去。他們犯了什麼罪呢？無非是給土豪劣紳戴了高帽子遊街，毛澤東說，無非是讓這些大人物“丟了面子而已”，無非是讓下等人“長了點威風”而已，他們並沒有采用什麼暴力。後來的左聯五烈士，也無非就是寫了點文章而已，卻竟然立即就被殺頭了 在中國，尤其在農村傳播平等、民主和革命的思想，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和犧牲，我們今天也是很難體會得到的，至於農民所承受的漫長而空前的暴力，有些人卻連想也不願去想，看也懶得去看，這樣的人，他們有什麼資格來抨擊什麼農民暴力和革命的暴力？我看他們本身就是暴力，起碼是統治階級的語言暴力、文化暴力機器，這種文化暴力無論是1930年代的還是1980年代的，都難以掩蓋他們就是劊子手的一部分。

說這些話是因為，即使今天還是有人不希望葉紫這樣的作家“偉大”、“顯赫”，因為在某些人的頭腦裡，隻有何念祖纔偉大、纔配顯赫。在某些人看來，何念祖干脆就不應該是個反面形像，反面形像應該是曹立秋這樣的革命者。其實當年國民黨的批評家就認為葉紫的小說是“不真實”的，因為作者把“世界”顛倒了，而魯迅的回答是，顛倒黑白的恰恰是這些批評家，所以他們對葉紫的漫罵，是“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裡。”

如果僅僅從對中國文學的貢獻而言，誠如魯迅所說，葉紫當然是偉大的。《電網外》發表的時候，葉紫隻有24歲，《豐收》作為《無名文叢》一種自費出版的時候，葉紫隻有25歲，他的小說立即被俄國的《國際文學》翻譯，但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葉紫當時是被追捕的，他的小說不能用真名發表，29歲時在貧病交加中去世。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他如何能“顯赫”呢？當然，即使當時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所謂“知識分子”，他們對葉紫等進步青年作家的壓制，也不僅僅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而是更多的采用了諸如葉紫的作品宣揚暴力、歌頌農民造反，違背了溫柔敦厚的“審美原則”，采用的是諸如此類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也更能置人死命的辦法。實際上，歷史上否定革命的最佳辦法，無非就是說革命是暴力、是破壞、是犯上作亂。總之是“糟得很”就完了，從來如此。然而在我看來，也不過如此而已。

現在很多人也許不了解當年為什麼要進行農民革命，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很多描寫歷史的“傷痕文學”，一旦講到大革命和土改，更多的也是描寫農民革命造成的暴力乃至愚昧，所以今天的人們有理由問：為什麼要革命？農民革命果然是值得歌頌的嗎？我們改編葉紫、創作《星火》，既是對這些問題的思索，也是對自己心靈的拷問。

劉毅然：這個劇本我們是將葉紫的《星》《火》《豐收》三部短篇作品糅合在一起，從八萬字擴成了五十萬字。片名《星火》是選取了葉紫小說標題中的兩個字，也蘊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語意。這是我拍攝的中國現代文學繫列的第八部作品，最早是在1994年和清華大學原中文繫主任王中忱，作家餘華(blog)，制片人鄒小提，幾個人在一起策劃，想為“茅盾先生誕辰100年”做點事情，大家都覺得作為大眾傳播媒體的電視最能達到普及的作用。王中忱是研究茅盾的，他推薦了茅盾先生的一部沒有寫完的《霜葉紅似二月花》，大家鼓動我來做導演，我就嘗試著學習實踐了一回，沒想到拍出來反響還不錯。除了報紙上有很多評論、電視劇藝委會還專門開了一個研討會，也有很多大中學生因為看了這個電視劇後到圖書館找小說看，我們的初衷得到了回饋！美國紐約《世界日報》還把它評為全球優秀華語電視劇，香港鳳凰衛視選它做建臺首播的電視劇，接下來是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劉雲若的《紅杏出牆記》、徐圩的《江湖行》，林語堂的《風聲鶴唳》，傳記藝術片《冰心》和《望春風》等等 一開始是餘華和我共同編劇，後來毓海加入進來，《讀書》雜志主編黃平做總策劃，王中忱則一直給我們做文學顧問。我們不是按照目前出版的文學史和中文教材蓋棺定論的作家和作品來選擇，而是以我們的視角來看“五四”時期的作家和作品。我們希望涉及各種流派和有代表性的作家。選擇葉紫的小說，是因為他的作品獨樹一幟，其真實性力透紙背，描寫的都是舊中國掙扎在最底層的貧苦農民，他語言中流淌的一種東西叫做震撼，所以我把這種震撼放大在片頭，就是農民領袖曹立秋就義前的一聲吼叫：“農民萬歲！”

這是一部向農民兄弟姐妹鞠躬致敬的作品。

2，馮敏：我也是每天讀作品的人，不僅讀小說，這幾個月光是讀電視劇光盤就有幾百集。但是還沒有哪一部作品像《星火》這樣令我感動，看這部電視劇時感情很投入，當看到農民領袖曹立秋就義前高呼“農民萬歲！”時，更是情不自禁。長篇敘事作品不僅要講完整的故事，更要表現命運。《星火》就是一部表現命運和命運感的作品，這樣的表現就與我們重新解讀歷史認識現實有關。尤其在當下，表現帝王將相纔子佳人的作品充斥瑩屏，商業大片又在事實上形成了對電影生產的壟斷。於丹們又在《百家講壇》裡，言不及物地借文化復古而大熬“心靈雞湯”。在我看來，這些東西都像是“生活在別處”。這與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現實有何關繫？《星火》正是在這種文化夾擊中衝絕而出，用毅然的話說是“前有賭截後有追兵”。《星火》雖然也在講述歷史，但卻與當下人們的利益訴求與情感表達息息相關。正如羅克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韓毓海：上下五千年，變化最劇烈的是近現代。馬克思說“一切凝固的東西都化為烏有了”，毛澤東說“一切枷鎖都被衝破了”，他們點出的其實都是“現代”這個主題。所謂“近現代”起碼是這樣的時代：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都不是命定的，而是在劇烈的社會運動、社會變化中被創造出來的。沒有人生來就是老爺，也沒有人甘願作奴隸。在古代，人隻有在藝術和想像中纔能改變自己的身份，而在現代，人們則在劇烈的社會運動中不斷創造著一個新的自我，所以說：在現代，人生就是藝術，是不斷創造新的自我的藝術， 而這一點我覺得在近代以來的革命者的身上體現的最為鮮明。

這意味著人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歷史，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意味著歷史不是自然或者必然的。如果從後一個角度看，那麼地主放高利貸是必然的，富農剝削是自然的，你窮是因為沒本事，是命不好，偏巧趕上你了，認命是自然的，欠債不還是耍賴，造反是作亂，還有 喜兒嫁給黃世仁有什麼不好？梅春跟上何老爺有什麼不對？起碼喫香喝辣，這在很多人那裡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毛澤東卻認為這不是必然的，因為這是一種社會的選擇、社會誘導、社會欺詐的結果。人可以選擇作主人，也可以選擇作奴隸，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可以選擇拋棄、掠奪、奴役農民和農村，也可以選擇支持農民和革命，他可以聽憑“自然選擇”優勝劣敗，也可以站在前列，起而改變這個原則。堅信選擇是可能的，改變也是可能的，從而不把命運交給自然，從而主動去選擇自由 而這就是政治。

毛澤東說：“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接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取舍。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這些話就意味著：政治首先是選擇，是歷史的選擇。比如今天你可以選擇指手畫腳：農民窮、農業苦、農村沒辦法，也可以選擇干脆拋棄農民、掠奪農村，說什麼300年共同道路，均以犧牲農村、征服殖民地為代價，所謂“大國崛起”，無不如此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免除農業稅、免除農村義務教育收費、滿腔熱情地鼓勵農民的偉大創造 這個就是政治，這涉及階級立場、階級感情，涉及到如何理解我們偉大的前人毛澤東同志和幾代中國革命者流血奮鬥的社會實踐.

至於說到階級和主體，朱光潛先生晚年曾經說過，資產階級從來不回避階級和階級鬥爭，難道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倒要回避嗎？說這個話的朱光潛，是當代中國對資產階級哲學有著最精深研究的學者，他當然不是瞎說的。毛主席也反復說過，一個人的階級意識、階級身份，不是固定的，更不是為其經濟地位和出身所決定的，階級和階級意識是在社會運動中形成和轉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馬克思主義文獻告訴我們，離開了社會運動，離開了面向民主的政治行動，就無法對階級、階級地位進行抽像的分析和認同，而且那種機械和抽像的分析也是無效的。財主的兒女可以成為革命的先驅，農民中到處都有陳燈籠和王老五，這一點也不奇怪。反過來說，把階級地位固定化，把階級鬥爭和階級統治體制化，那不是馬克思主義，那是斯大林主義。也正因為歷史總是在運動中形成著其階級主體，任何政治社會都需要主體。革命需要主體，即毛澤東所說的“革命先鋒”，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當然也需要和諧社會的主體，正因為我們認為工農是這個和諧社會的主體，從而纔把解決三農問題、就業問題當作重中之重，否則也就沒有必要談這些問題了。“三農問題重中之重，就業問題民生之本”，這就是我們身邊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延續。

劉毅然：我以為《星火》最能給觀眾帶來震動的,絕不僅僅是舊中國地主老財剝削貧苦農民的故事，而是它對當今社會問題，農村問題的折射。比如開篇，窯塌了干活的農民被埋在裡面，地主趕緊讓人把他們埋了，把罪惡也掩埋了，這與現在很多小煤窯主和不法工頭的行為是一樣的，一些有權有勢的人還騎在老百姓身上作威作福！這個電視劇之所以引起底層勞動人民的很大反響，就是因為它為生活在底層的窮苦人說話，說真話！我工作室院裡有許多清潔衛生的小時工，有位大嫂每天都到我的工作室來打掃衛生。有一天她一進門就哭了“唉呀導演，你怎麼拍得那麼苦？害得我天天流眼淚！”她說她們住的地下室有十幾個從農村來的姐妹，都是做小時工的，平時不看電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累得要死。播《星火》的那幾天，她們一起擠在別人家門外的走廊裡，頭擠著頭看，連晚飯也忘了喫！我聽了真的特別感動。到最後一集男主人公被砍頭了，這個大嫂跑來進門就打我，她說：“你怎麼讓壞人把好人殺死了？！我們恨啊，十幾個人抱頭哭成一團 ”這是一群最樸素的勞動婦女，她們平時是沒時間和精力看電視的，可是這部電視劇能讓她們從頭看到尾。我還收到江西老區鄉親寫來的信，說他們全村都在看《星火》，感謝我們拍了一部為農民說話、撐腰的電視劇！所以我也想明白了一點：隻要是真實地為老百姓說話，說真話，就能夠引起今天觀眾的共鳴，雖然表現的是久遠的歷史，但一樣會觸動他們內心深處的感情，越是歷史的越是今天的，重要的是真實，不是無病呻吟，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違背良心的！從這一點講，《星火》喚起了這份感動，同時也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任何人想割斷歷史與今天的血脈，面對中國的老百姓都會顯得弱不禁風！天地間，老百姓心裡有一杆最公道的稱，人間自有良知在！

再有，除了農民觀眾喜歡以外，知識分子喜歡這部電視劇也讓我沒想到。在人民網“強國論壇”中就出現了許多幾千字上萬字的評論文章，關注的都是今天的農民問題，很多寫得相當深刻感人。有一次我晚上12點上網看到一篇剛剛寫好的文章題目叫《〈星火〉的一段臺詞讓我痛哭失聲，痛徹心肺》，他說：“《星火》中立秋背著梅春說要跟著共產黨去創造新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裡窮人不會為饑餓而要飯，女人不會為金錢而賣身，孩子不會為貧窮而輟學 ”他說他看到這裡想想今天不由痛哭流涕，痛徹心肺！等我第二天早上9點再看時，已經有1300多個點擊率，也就是說有這麼多人在下半夜關注著《星火》，其實是關注著時下中國的社會問題。《星火》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播出，收視率最高達到12.16%，短短兩個多月在央視多個頻道連續播出四次，央視的責任編輯告訴我，“《星火》的收視份額占了28.19%，有兩億多人次的觀眾。”這是我做夢都不敢想的。《讀書》雜志首次為一部電視劇召開了研討會，來了許多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專家學者，提到當今的三農問題，討論的已經不僅僅是藝術層面的問題了。新華網開設了一個“星火論壇”，題目是“中國共產黨決不能重蹈國民黨的覆轍––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群眾”，下面跟帖的網民討論得非常激烈。社會科學院和北大的一些學者發表了很多評論文章，其中我印像深刻的有社科院美國所所長黃平在給《星火》一書的序言中所寫“中國現代歷史是從農村的土地革命或者是農民革命開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說到底也是個農民問題，《星火》表現了這一主題”。還有北大教授張頤武(blog)的文章，“星火感動中國”。一部電視劇引起知識分子這麼熱切的關注，我感到很欣慰，我們的知識分子對養活他們的農民和對他們賴以生存的這塊土地越來越關注了！正所謂“滴水之恩當湧泉報 ”

3，馮敏：看《星火》，仿佛重讀了一遍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以往“傷痕文學”的觀念裡，農民運動往往被看成是缺乏理性指導的暴力革命，是痞子運動，是愚昧戰勝了文明。看了這部電視劇之後，感覺地主階級對貧苦農民的剝削壓迫和武力鎮壓則更為血腥，剝削壓迫纔是暴力的原罪。在以往，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主要是由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傳承的，這也正是工農革命特別困難的所在，中國革命和世界共運的歷史挫折多與此有關。奪取政權已屬不易，鞏固政權更加艱難。社會形態的變化與意識形態的變化有時並不同步，這就涉及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領導權”問題。請韓毓海教授以最簡潔和通俗的(大眾聽得懂的)語言談談看法。

韓毓海：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知道，第一次國內革命叫國民革命，也就是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綱領下，如何去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而這個革命的目標就是軍閥。什麼是軍閥？其實就是在晚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實施“新政”過程中乘機崛起的地方勢力。從歷史上看，軍閥是晚清“新政”的直接產物，因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個向地方“放權”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將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過程，正是這個雙向的過程導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時也造成了近代以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近代軍閥的源頭是曾國藩的湘軍，而且其他軍閥也都是地方勢力，無論奉繫、皖繫還是粵繫都是。最早指出這個歷史真實的，就是毛澤東。是他第一個指出：要打倒軍閥，就必須認識到軍閥是近代以來中國王朝權力地方化的結果。軍閥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所謂軍閥不過是最大的幾個土豪劣紳罷了，國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場農民革命、農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為農民革命、農村革命所針對的就是軍閥統治的根子，因為軍閥統治的根子在基層、在地方，它是通過榨取、控制地方起來的，而離開了對地方和農村的掠奪，離開了地方和農村在財政和人力上的支持，軍閥的統治就必然會瓦解。所以毛澤東說，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沒有成功，原因就在於他沒有認識到：打倒軍閥就必須打倒地方勢力和土豪劣紳，從而鏟除軍閥的根子。而這就是農民革命、農村革命在中國現代國民革命中的意義所在。

一旦從這個高度去認識農民革命，也就自然解決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問題，也就明白了農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從基層去建立一個現代新國家的必由之路。至於說這條路上不平坦，農民運動有過火、有暴力，乃至會“在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那是另外的問題，好比今天有人一旦認準了美國代表人類300年康莊大道，他們甚至願意為美國轟炸伊拉克乃至中國大使館鳴鑼開道，他甚至會認為美國空前的暴力也“好的很”。

而且，當有些人在到處宣揚農民革命是暴力的時候，其真實目的是掩蓋土豪劣紳和軍閥的暴力。比如毛澤東說，長沙一個叫何邁泉的團防局長，一下子就殺了1000人，這是不是暴力？毛澤東一家幾乎都被殺絕了，這是不是暴力？當然是空前的暴力。所以魯迅說，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用先驅者的血寫成的。其中就包括葉紫，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寫下的70萬字。

組織起來的農民革命，不但不是暴力，而且是從基層起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必由之路，我們今天尤其要撥開歷史的迷霧，認識到這個真正的原則問題。隻有認識到這個原則問題，纔能解決思想上的混亂。而且，毛澤東也不是什麼草寇領袖、山大王，毛澤東是偉大的思想家(blog)，更是深邃的學者，我們隻要去看看《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諸如《尋烏調查》這樣長篇的社會調查報告，就不得不佩服這些文獻是社會學研究的典範，為我們所熟悉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的理論觀點，正是建立在這些大量的田野工作的基礎上的，今天國外關於中國近代史、特別是軍閥史的研究，隻要它是有價值的，是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他就不得不承認其研究是以毛澤東的上述視野為基礎的，是遵循了毛澤東開創的老老實實在農村作調查的道路的。

隻是，這些珍貴的社會調查材料在過去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都沒有披露，包括1926年寫的最經典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毛選也沒有收錄。但我認為恰恰是這一篇重要文獻，從戰略上回答了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為什麼需要農民運動，回答了農民運動與結束軍閥割據，與現代建國運動的直接關繫。而相對來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在這個綱領性文獻的基礎上形成的，後者主要側重於討論鬥爭策略問題。而離開了前者 也就是我所說的《國民革命和農民運動》，後來乃至今天的人們就不容易了解農民革命的真正意義所在。

4馮敏：你說得太好了，說得很透徹。一接觸具體的史實，一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問題就變得清晰了，而那些抽像的否定也就立刻變得蒼白無力。非常感謝新一代學者研究問題的方法和態度，最近讀了一些年輕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很有感觸：這些材料翔實的研究成果不僅把曾被遮蔽的歷史重新敞開，為我們的認識提供了通道，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輿論。當然，我也切身感受到文學界思想觀念的保守和滯後，整體氛圍令人窒息，許多新思想新觀念我是從文化界以外獲得的。所以說歷史是個很堅硬的東西，也是個很具有說服力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星火》就是一部“信史” ！電視劇的創作與小說創作一樣，故事好講，人物難塑。《星火》的人物塑造就很成功，幾乎每個人物都有來龍去脈和階級屬性。江一燕(blog)扮演的周梅春很打動人，小姑娘很會演戲很有纔華，周梅春的悲苦命運牽動著電視觀念的心。林熙越扮演曹立秋很有領袖氣質，是硬派小生。既使田雨扮演的陳燈籠，也讓人過目不忘。我注意到，《星火》對地主何念祖的刻畫很有分寸，把他塑造得很“文化”，演員梁冠華的表演也很努力，很有內心根據，並未臉譜化。請毅然談談該劇在人物設置和情節改編方面的一些想法。

劉毅然：為了更加準確地表現那段歷史，接近那個時代的真實，我們反復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裡面有許多鮮活的故事和語言，《星火》裡面很多情節也是從這兩本書中得到啟發改造而來的，這給我們構築各色人物和臺詞的把握上提供了真實的依據，比如：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

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準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摘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正是這些生動的描寫，給《星火》的創作提供了豐厚的營養。

與此同時我們還閱讀了當時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張太雷、方志敏的著作，他們對農民的贊美既是深厚的又是美麗的，立秋和啟蒙的許多演講就來自對這些文章的改編。面對這些博大的文學遺產，想想早年寫《搖滾青年》時的張狂騷動，對傳統文化的不屑一顧，真是淺薄得很！《星火》讓我對農民和土地親近了很多，好像突然纔明白，雖然生長在城裡，其實就是個農民的兒子

的確，演員的選擇上，我是帶有很重的感情色彩的，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沒有一個兒子不認為自己的父親母親是最美的。可為什麼一飾演農民，男的就要五大三粗甚至歪瓜裂棗？女的就要蓬頭垢面抑或黃臉婆？所以女主人公梅春我找了清純素雅的江一燕，有人批評說梅春太漂亮臉也太白，我就不以為然，漂亮不是城裡人的專利，可見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是輕視農民的。我在四川山溝裡當工程兵的時候，經常看到背著柴禾的鄉下少女，皮膚細膩，身材豐滿，她們的美麗是城裡的女性所不具備的，是自然的，純淨的，如同山澗流淌的泉水。男主人公曹立秋我找了英俊的林熙越，很陽光，很健康，是國家話劇院的優秀演員，大段大段的演講一氣呵成，實在很美很享受！他們的確和以往的農民形像不一樣，在我的心裡，立秋和梅春從內心到外型都應該是最美麗的。田雨飾演的陳燈籠頗似魯迅筆下的阿Q，遲佳飾演的繼業，翟佳飾演的啟蒙，不但外型很美，而且把小知識分子的覺醒和沉淪演繹得極為生動，他們在農村體驗生活，挑水劈柴收割，重要的是他們從感情上親近農民，現在的所謂大腕們有多少真心體驗農民的？實話說，是他們幫助了我，豐富了我，我是一點表演也不懂，導演更是業餘的，小學生水平。古人雲“天道酬勤”，《星火》得到觀眾的喜愛，是對他們付出的勞動給予的最好報答。請梁冠華演惡霸地主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這其中還有一段因緣，幾年前我和毓海合作的以錢學森、鄧稼軒為原型的電視劇《我親愛的祖國》參加上海電視節，有一次和劉恆聊天的時候，認識了梁冠華。我很欣賞他演的張大民，希望有機會合作。這次拍《星火》，大地主的人選我一下子想到梁冠華。第一，我希望找一個誰也想不到的人來演。我覺得誰也想不到好人“張大民”會變成惡霸地主。第二，我跟冠華聊天的時候發現，他的眼睛裡透著一種大智若愚。他演的地主，性格非常飽滿，和過去影視作品中的地主大不一樣。他對自己的親人充滿了人性，但對勞動人民卻狠毒地剝削和壓迫，非常偽善，有很大的欺騙性，重要的是他就像是一面鏡子，把今天活著的“何念祖”的靈魂，也照得一清二楚！

韓毓海：當前對傳統和傳統文化的宣傳比較多，好像意見也比較一致。但是對“五四”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社會主義的文化的意見，在某些人那裡就不一定那麼一致，甚至還有所謂倡導尊孔讀經的說法。然而，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單靠孔孟老莊，奇門盾甲，中國能度過1840年那一劫嗎？沒有新文化，我們就沒有關於平(blog)等、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的信念----正像你所指出的那樣。其中女性解放就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寶貴的遺產，標志著中國社會的巨大的、曠古未有的進步。今天即使強調傳統文化，也應該在現代制度的基礎上為它尋找落腳點，傳統文化不能憑空復活，復活傳統文化，更不意味著肯定已經死亡的宗法制度，如果將之當作否定中國革命、否定社會平等的借口，那就更是社會倒退。

說到傳統，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哪個傳統和傳統的哪一部分？“五四”運動和中國革命都不是抽像的反傳統，而是反“傳統主義”。因為“傳統主義”把浩瀚的中國傳統理解為孔夫子一家的統治術，掩蓋的恰恰是中國真正的傳統。說到女性，魯迅說，女人身上有母性，有妻性，沒有什麼抽像的“女性”。女性這個詞是個太西洋、太小資產階級的說法。作為母親，女人生產並承受痛苦；作為母親，她養育子女，不求回報，所以母愛無私。我們中國人說“生生不息”，“為而不有”，就是說“承受苦難而不求回報”這種偉大品質，這就是中國所謂“天道”。“天之道，取有餘而奉不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中國的母親是天道的人格化。

但是，自從有了孔子，則講究報償、孝順，倡導以小侍大，惟女人與小人難養也，背後的邏輯其實是“人之道取不足而奉有餘”。而這就是孔夫子所謂“人道”。在這個意義上，孔夫子的所謂人道，破壞的恰恰就是天道。千百年來，在天道與人道的綿延持續鬥爭中，代表天道的從來就不是孔夫子，而是中國老百姓。千百年來，中國百姓把這個承受苦難，不求回報的中華母親形像凝結在一個東方女神的身上 這個形像就是觀世音。而我想這也是梅春這個形像與傳統的聯繫。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原則是：深入生活，深入角色。這個原則中包含著一種解放的信念 人的社會角色是可以被塑造、實際上也是被塑造出來的，因而也就是可以轉變的。皇帝可以變成平民，奴隸可以成為主人。在這種戲劇的原則中，包涵著深刻的關於現代平等的理念，而一個好的演員，就在於他能夠洞悉這種藝術的精神：突破自我、塑造自我、再造自我，這就是一種解放。梁冠華就是這樣的好的藝術家，像很多觀眾一樣，我對他的“自我再塑造”十分著迷。

同時，我更要借此機會，向林熙越，江一燕，遲佳、翟佳、田雨等青年一代藝術家致意。正是他們的創造使得葉紫和葉紫的作品復活、使得歷史重現，而他們尊重傳統、尊重前人的方式，就是選擇以自己的形像與傳統、與前人並排站在一起，而不是對權威、前人頂禮膜拜，更不是拉大旗作虎皮的一味模仿。在他們的身上，指示著現在，寄托著中國進步藝術的未來。

5，馮敏：是啊！江山代有纔人出，青年是中國的未來，對此一點也不必悲觀。現在許多青年人非常崇拜毛澤東，這正是未來中國的希望。毛澤東詩詞熱和重讀《毛選》熱，就是個值得注意的現像，可見一個科學的理論一定會穿越時空，無論她經歷過怎樣的曲折。另外如何對待傳統也是個問題，譬如要追求個人的心靈自由，可以研讀老莊。但是談到治世，則不能隻談儒學不談法家。在尊孔成風的當下，有必要唱唱“反經”，談談法家思想便是對儒學的較正和補充。儒學的可悲並不在儒學本身，而在於她的歷史命運！每當大規模抬出孔子之時，總讓人覺得可疑，總讓人感覺包藏著禍心。1980年代“文化熱”時，學者們大談“內用黃老，外施儒術”，以偏概全。隻要研讀歷史便可知道，中國歷史上凡有大作為的政治家，無不推崇法家，因為法家人物一向主張以法治國和重農抑商，主張大一統和國家主義。韓教授的提醒很重要，也很及時。篇幅關繫就不多談了，還是回到《星火》吧。我從相關報道中得知，這部戲拍攝過程中得到了老區人民的大力支持，有許多感人的故事，請給大家介紹一些。另外，戲播出之後你們收到了哪些反映，有哪些事情特別讓你們感動？

韓毓海：電視劇播出期間，我曾經聽一個來自農村的出租司機師傅給我這樣講，他說：胡錦濤、溫家寶免除了農業稅，農民最擁護的就是黨中央，可是我們那裡的鄉鎮長，他們還是今天一個開發區，明天一個形像工程，又攤派又征地，這些人不但跟地方的官員勾著，也跟外國的買辦勾著，你看那個何念祖了沒有？你看中央臺那個《星火》沒有？我說怎麼了？那個司機說： 不過我們那裡的鄉鎮長，還是比那個何念祖收斂多了 為什麼？因為有胡錦濤、溫家寶了，因為有毛主席了！告訴咱們做人的道理和權利了！

劉毅然：有幾件事情讓我刻骨銘心。我拍《星火》之前，我的父親患了肝癌。他是江西鄉下的一個放牛娃，窮的不行了，十四、五歲從老家跑出來，遇到南下的解放軍，就參軍了，部隊送他上了大學，成為一名知識分子干部。我父親非常喜歡我拍的《我親愛的祖國》，喜歡唱那首主題歌《生死相依我苦戀著你》，但他最希望的還是我能為農民拍一部片子。我送父親進手術室前，父親拉著我的手跟我說了最後一句話：“好好拍《星火》，為老家的鄉親拍部好戲！”後來在《星火》的拍攝中父親去世了，他彌留之際我沒能趕回去見老人一面，心裡一直非常痛苦歉疚。老爸臨終前的話，我一直記在心裡。中央臺審查後通知我在一套播出，當天我就到八寶山，跪在老爸的遺像前給他磕頭，告訴他《星火》終於要播出了！我完成了對老爸的承諾，隻可惜他沒有看到，留給我一個終生的遺憾！

《星火》所有的鏡頭都是在江西老區拍攝的，都是實景，那裡山青水秀，還有一片樟樹林非常美，那兒的老鄉從來沒有見過拍電影電視的，更沒有做過群眾演員，但是聽說是拍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都來了。鬥地主他們吼得山都在回響，分田地他們笑得嘴巴像抹了蜜，辦農會他們舉著火把把嗓子都喊啞了，遊街何念祖那場戲，他們真是發自一種仇恨，拿菜葉子往地主們臉上扔，把梁冠華的臉都給打腫了。還有一場戲就是立秋就義，他喊了一聲“農民萬歲”，把劊子手嚇死了，演員一跪，老百姓全都跪下了，場面非常感人。老百姓跪下後梅春唱了一首歌送別立秋，老百姓全哭了，連“地主”都哭了。梁冠華說：“導演，沒拍我近景吧，剛纔我掉眼淚了。”其實，我也在偷偷地掉眼淚，當時我在操機拍攝，從尋像器裡看過去，一切都是模糊的。有一個老媽媽八十多歲了，拍完戲，她拉著我的手說，“崽呀，我們演了半天，能看得到嗎？要在中央一套播出哦！”一問我纔明白，在老區的鄉下和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鄉親們還隻能看到中央一套，鄉下沒有有線電視。由此，我要由衷地感謝中央電視臺，能把這麼一部表現農民運動題材的戲放到一套黃金時間播出，能讓廣大農民觀眾看到這部描寫他們的戲。

6，馮敏：前不久媒體報道，《星火》的單行本面世，你們二位將全部所得捐贈給了老區人民，此事讓我想到知識分子的知行合一，也請你們簡單地說說這方面的想法。

劉毅然：這件事情是黃平和毓海倡議的，我們與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拍即合。決定把簽名售書的錢和全部稿酬捐獻給西柏坡老區的貧困孩子，我在拍攝傳記片《費孝通》和《雷潔瓊》時，去過兩次西柏坡，那裡還有一些孩子因為家境貧困而輟學務農。當年，新中國成立的前夜，毛主席請來許多民主黨派的人士，共商建國大業，費老和雷老都向毛主席提出教育興國的問題，毛主席一邊給他們烤紅藷，一邊在教育兩個字下面劃了兩個大大的紅圈，這件往事給我感觸頗深。我在大學教過十多年書，對教書懷有很深的情感，更讓我難忘的是那些種田的孩子渴望讀書的目光。售書那天，演員們也都來了，每人還自掏腰包買了書，為貧困孩子捐款。記得有一位從邯鄲趕來的老人，一下就買了十來本，他說《星火》他一家人看了四遍，還對每個演員都說了自己的觀後感，真是讓人挺感動的！

韓毓海：這隻是一次小小的回饋，實事求是地說，作為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做得很少，很不理想，見識太遲，覺悟太晚，長期沒有盡到責任，我們應該向廣大農民兄弟道歉、謝罪。

毛主席在延安棗園說過：人民是我們的活菩薩，我們要從人民身上去學習那種“承受苦難、為而不有”的高貴品質，共產黨人應該像念佛一樣時時刻刻念著人民，念著人民的高貴品質，什麼是他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那就是中華民族、中國老百姓這種“承受苦難，為而不有的”最優秀品質的體現。東渡黃河離開陝北的時候，回首延安13年，毛澤東在川口慨然長嘆：“陝北人民真金子”，他說的金子，就是指這種中華民族的寶貴品格。而忘記了這種“承受困苦，為而不有”的高貴品質，那就是違背了天道，也違背了毛澤東思想，背叛了中國傳統。

有人說為藝術而藝術，為學術而學術，但是我們身邊父老鄉親們的生老病死、命運沉浮，他們含著眼淚的微笑和沉默的表達，難道就不是藝術嗎？難道就不是學術嗎？隻有當把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面臨的問題當作藝術和學術的根本問題，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纔能有出路，纔會有出息，出路不在太平洋的那一邊，出路不在自我身心的內分泌和利比多，出路在我們自己腳下這塊土地，藝術和學術的源泉和救世主隻有人民，人民是我們的觀世音。

“三農問題的核心在於基層政權建設” 一個進城的農民，除了給我講述了他家有多少地，多少收入，多少支出，給我上了難忘的一課，也就是這樣的三言兩語，點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本所在：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從國家、中央、上層給政策、鼓勵農村建設發展，但重點還是在基層、在地方、在鄉鎮，在地方政權、基層政權。因為目前農民的主要意見、主要矛盾集中在基層，圈地、賣地、攤派、乃至血汗工廠，也主要在基層，這是其一。

其二，解決三農問題的另一個重點在文化，即要根本改變那種歧視農民的文化，而為了改變這種歧視性的文化，是毛澤東第一個喊出了“農民萬歲”。你可以說他這是矯枉過正，可是在毛澤東看來，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不把農民“捧起來”，就無法改變幾千年形成的歧視和鄙視農民的大傳統。這是他的苦心所在。

正是千百萬觀眾的街談巷議，成就了《星火》，正是來自基層和草民的無數獨立的思考，點燃了當代中國的思想之火。星星之火，已經燎原。而完成了自己微小的願望，我們最需要總結經驗教訓、以改正許許多多的不足、不好、不夠、深入傾聽各種來自基層和農民兄弟的批評意見，然後繼續上路。

馮敏；非常感謝二位對本刊的支持，我知道你們倆都很忙。然而我們談的是真問題，花點時間是值得的，因為對於“現代性”認識上的歧見，讓中國付出過太多的沉重的代價。再次謝謝二位！

載《小說選刊》2007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