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編劇劉和平：心懷感恩跪著寫歷史

四川新聞網-成都商報訊

本報記者蔣慶為您報道

《大明王朝1566》編劇劉和平昨晚在武侯祠主講“三國”，他分析三國人物的內心，公布自己的讀史心得，新穎的觀點讓現場的人大呼過癮。這個10年前纔以《雍正王朝》編劇聞名的湖南男子昨晚體現的是金牌編劇的風範。昨日劉和平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談到了自己曲折的人生經歷、獨到的歷史觀和感恩的寫作態度。

“武侯夜話”去年第一場的主講人是易中天，今年則是劉和平。昨天晚上，一個小朋友問他：我們小孩子應該怎麼看三國啊，劉和平說：你們現在就讀易中天的書，等你長大以後再來讀我的三國，要不然你讀不懂，我的書是給成人看的。這個回答，似乎已經能把劉和平與易中天區分開來。

劉和平講三國並非以故事為主，而是分析人物內心，他說，如果自己要拍三國題材的電視劇，仍然會保留“空城計”這個虛構出來的故事，他會安排司馬懿與諸葛亮對話，司馬懿最後知道城裡是空的，但他依然不攻進去，“司馬懿當時正被猜忌，諸葛亮存在一天，朝廷就要依靠他滅蜀，如果殺了諸葛亮，他自己也活不了。”

至今，《大明王朝1566》的熱播讓很多人都感受到這個題材有著反腐這個特殊的現實意義，但這部電視劇與中紀委今年加強反腐的力度卻絕非用巧合可以形容。劉和平的朋友昨天打來電話，告訴他中紀委已要求全國黨員干部將《大明王朝1566》作為反腐倡廉的輔助讀物。劉和平在此前創作的《雍正王朝》《走向共和》都曾引發人們對現實聯想，他的歷史題材作品為何能深扣現實，這他的人生經歷或創作思想是否有關？本報記者走近劉和平，揭示這背後的奧秘。

一其人

隻讀完小學五年級

成都商報：你對歷史有獨到的研究，你是學歷史專業的嗎？

劉和平：實際上，我在讀完小學五年級之後，就和父母下放到農村去了。當時下放到湖南邵陽，那時候農村正在破四舊，地主、富農的家都被抄掉了，至於這些人家裡的書，有的被當成毒草燒掉了，有的被農民拿回家裡糊窗子、卷旱煙抽。當時在農村白天勞動，晚上沒有任何的文化活動，我就到他們家裡把書都拿來了，前前後後也不知道拿了多少，反正拿回來之後晚上點一個油燈就開始去讀，開始是不懂的，後來讀多了就有點懂了。後來回城的時候，我還帶了很多收集來的書，四大名著都有，其中甚至還有光緒年間的《御批資治通鋻》。我認為，讀書，不一定非在學校，在家裡也是讀書。在邵陽的三年就是白天勞動、晚上學習的三年。

成都商報：當時你的父母支持你嗎？

劉和平：我的父親是一個湘劇編劇，母親是一個演員。開始我讀書想向父親請教，但他不支持，因為當時讀書人地位也不高，他希望我學一門手藝這樣至少可以養活自己。後來我把自己學著寫的詩給他看，他很喫驚，因為裡面的平、仄、對仗、起承都沒有錯，這之後他改變了看法，開始知道我讀書了。

成都商報：讀的這些書對當時的你有沒有幫助？

劉和平：當時還沒有太直接的幫助。我調到城裡是因為我笛子吹得不錯，其實也沒有人教我樂理，就是自己琢磨，然後聽廣播的音樂把節奏、旋律強行記下來，然後一次又一次地摸索，去找規律和訣竅，慢慢達到獨奏水平。後來縣裡文工團招人，我就去報名了，成了文工團的長笛演奏者。當時在文工團主要還是參加樣板戲的表演，後來遇到當地中學招老師，我就報名參加了考試，然後就當了9年的老師。

二寫作

“我是作品的奴隸”

成都商報：看書的人有很多，其中大部分雖然看了很多的書，卻並沒有獲得太多的啟迪，你平時是怎麼看書的？

劉和平：這方面我特別推崇曾國藩對看書和讀書的心得。曾國藩一生很長一段時間帶兵打仗，所以他就把看書和打仗聯繫在一起。他說，看書就像開疆擴土，一路趕著馬馳騁過去不需停步；讀書猶如守城防隘，你把城攻下來之後得守住。

成都商報：那寫作呢？聽說你以前喜歡在寺廟寫東西？

劉和平：我在做電視劇劇本時就是以口述來創作。寺廟是以前在湖南寫舞臺劇的時候常去的地方，1993年在成都獲得文化部大獎的《甲申祭》就是在寺廟裡寫的，我認為寫作處於一種比較痛苦的狀態是最好的。杜甫曾深有感慨地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寫作的人不能命太好，活得太滋潤，就不能寫出好文章。每天去寫作前我都愁眉苦臉，因為知道今天又要苦一天了，可以說，我是作品的奴隸。

成都商報：這麼痛苦的寫作還會持續多久？

劉和平：我寫東西，往大說是帶著弘揚民族文化的責任心，往小的說是心懷感恩，一般我寫完之後，都不相信這是我自己寫的，比如《大明王朝1566》中王用汲說的那段話：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之溺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之饑也。大禹想到天下有這麼多人被淹了，就像自己被淹了一樣，而劇本中淳安縣剛剛被淹了，那麼多災民，除了這句話，沒有第二句更適合王用汲說了，但我到現在還想不起從那裡看到的。因此我就有感恩心，不知道誰給我這個東西，我一定要把這個發揮完，發揮完了，收回之後，我就變成我自己。

成都商報：你的作品很有節奏感，有何訣竅？

劉和平：應該說當初學的音樂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藝術都是相同，尤其對戲劇創作，音樂裡面的節奏是最精確、最自然的節奏，戲劇創作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節奏。

成都商報：從《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1566》，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豐富的思想內涵，那麼，你的思想武器是什麼？

劉和平：我認為文、史、哲不能分家，尤其搞文藝創作的人，一定要好好學哲學、學歷史。哲學讓我的作品更有思想深度，沒有哲學命題的作品也就沒有思想深度。

成都商報：作為一個中國歷史的研究者，你好像對西方的哲學思想很感興趣。

劉和平：對，我特別喜歡西方哲學家，比如康德、黑格爾，包括對歷史有深入研究的羅素等人，他們的著作我都讀。我認為用西方的哲學思想來解釋中國歷史比較好，西方是解釋史學，中國是考證史學，這是兩個不同的方向和角度。文學藝術的表現需要最適合用解釋歷史，比如《大明王朝1566》劇中的“改稻為桑”為什麼可以獲得廣電總局重大辦的認可，就是因為我用了西方的哲學思想來看待明朝那段歷史，我用這個來解釋當時明朝商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尖銳矛盾。

三歷史觀

把自己放在下跪的狀態

成都商報：有人說你是歷史實用主義者，給歷史上的事情賦予現實意義。

劉和平：從理論上來說，一切歷史都是因為今天而存在，既然歷史因今天而存在，今天的人看歷史，那就是當代史，這在西方哲學歷史界早就有這樣的命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成都商報：為什麼不就史論史呢？這樣也許寫起來還更簡單。

劉和平：司馬遷在寫《史記》已經樹了這個標杆，“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寫《史記》的時候就是這麼一個創作態度和創作理念。我們今天還不能繼承他的這個傳統麼？寫歷史不能隻看歷史，要看當代。我曾經說過，作品等於作者加上一切社會關繫的總和，一個創作者必須關注現實生活。我平時會看一些最前沿的、最新銳的、最有見解的文章，把古今聯繫在一起思考。

成都商報：你在創作時，會把自己置於什麼樣的位置？

劉和平：真正搞文化建設的人，要把自己放在一個下跪的狀態，我看歷史人物都是仰視，看歷史出於宏觀纔是俯視。不是說我達到他們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種創作狀態，和劉和平沒有多大關繫。

四作品

“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囚徒”

成都商報：作為湖南衡陽藝術研究所所長，當年怎麼會到北京擔任《雍正王朝》的編劇？

劉和平：因為我編劇的《甲申祭》在成都得獎後又在北京演出，有些反響。到後來長沙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合作，把它拍攝成了一個戲曲電視劇，因此中央臺比較了解我，《雍正王朝》準備拍的時候他們就想到我了。當時由於我父親剛剛去世，我的身體也不好，坐在桌前就頭暈，於是用自己躺在床上口述，打字員邊聽邊錄入電腦的方式來創作，這種方式也一直使用至現在。

成都商報：聽說《雍正王朝》播出之後，你當時在北京喫飯都不用掏錢了？

劉和平：那還不至於，主要認識的朋友多，朋友對我好。在北京，做電視劇，演員和導演知道的人會多一點，編劇的出鏡率、知名度是排在最後一位的，當時就是圈裡的朋友很關心我，知道我從湖南漂到北京了，所以對我照顧一點。

成都商報：怎麼比較當年的《雍正王朝》和現在的《大明王朝1566》？

劉和平：改編《雍正王朝》時，因為有二月河的小說在那裡，我知道該寫到哪兒，而《大明王朝1566》則是沒有原著的，完全是自己創作，寫到哪兒算哪兒，有比較自由的創作狀態。當然，在寫《雍正王朝》時，我對帝王的認識還停留在托爾斯泰那個哲學命題上－－－“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奴隸”。但當我再來認識嘉靖皇帝的時候，我發現“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囚徒”了。至於還有什麼區別，我想，《雍正王朝》基本上就是小學畢業之後就都能看懂，而《大明王朝》對觀眾的要求就要更高一點了。

“和平很有抱負，總想為我們的民族寫點新東西，我認為，在這部作品（《大明王朝1566》）裡，他做到了，他確實為我們的民族和歷史爭得了一份榮譽。”

－－－劉澤華（中國社會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生導師）

過去看過劉和平編劇的《雍正王朝》，我認為那是寫清王朝皇帝戲中最好的一部，而《大明王朝1566》無論從揭示社會矛盾的深度、廣度，還是從其對人物形像塑造的感染力，均比《雍正王朝》有了更大的進步。他對歷史的把握是準確的、可信的。我們急需這樣具有較強的歷史感，有新鮮感，有力度，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大作。

－－－邢賁思（《求是》雜志原總編輯）

本書（《大明王朝1566》）作者對歷史的詮釋已達到歷史學界研究的前沿。

－－－王天有（北京大學歷史繫教授）

記者手記

寫作留下後遺癥

住在武侯祠博物館幽靜的小院子裡，劉和平並沒有休息好，他的說法是：我的安眠藥忘帶了。睡覺前服用安眠藥是劉和平在創作《大明王朝1566》時留下的後遺癥，創作劇本對身體的傷害越來越嚴重，劉和平每個月都會推掉好幾個影視公司的邀請，因為他一旦答應，“就要變成作品的奴隸，並不會顧及自己的身體”。

昨天早上，劉和平先在武侯祠拜謁三義廟，然後乘車到三星堆，他最近正留意觀察各地的圖騰。劉和平對展廳裡的搖錢銅樹感慨頗多：“古人把錢和樹結合起來，表達的應該是通過自己的辛勤耕耘，樹上能產生財富，也應該算是他們的商業文化。可惜現在的商業文化更多是掠奪式的，希望付出的越少，得到的越多。”對比古人的金錢觀，劉和平認為自己屬於“溫飽足矣”型，“我可以做作品的奴隸，做觀眾和讀者的奴隸，但從不做錢的奴隸。”

在外界面前，劉和平對自己的家庭始終保持低調，不過從記者的觀察來看，劉和平在家裡應該是“老爺”型，他昨天四處問哪裡有剃須刀賣，因為這次出來妻子沒有在行李箱裡放剃須刀，讓他為迅速生長的胡子煩惱不已。

（蔣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