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和平：從《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

□本報記者張英

“在思想深度、歷史厚度和文學性上，《大明王朝•1566》超過了《雍正王朝》。”劉和平這樣比較自己寫的兩部電視劇。

寫《大明王朝》劇本時，劉和平的工作間裡有個香案，左邊是嘉靖皇帝，右邊是海瑞，兩幅頭像掛在那裡。劉和平每天創作之前，先洗手，再燃蠟燭、三炷香、三跪九叩，然後進行創作。

劉和平寫作完全靠口述，助手以電腦記錄，他需要“思(考)”，更需要“想(像)”：“我眼睛一閉，口述的時候，每個人物都自己出現了。這樣的寫作狀態其實是感同身受。”

他說：“幾十年創作讓我悟出來，對於文學藝術而言，心的真實是終極的真實。一些懂得歷史的觀眾，開始看紛紛質疑，紛紛責難。說這個不符合史實，那個不符合史實，看到後來慢慢接受，接受了什麼，就接受了心的真實。”

在廣電總局組織的重大歷史題材審查小組的審片會上，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大明王朝•1566》把歷史劇的水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而劉和平本人，最喜歡的是歷史學家馮爾康老先生的評價：“厚道”。因為“厚道”意味著“理解我筆下的每一個人和他們所處的人生困境”。

1月30日，《大明王朝•1566》在湖南衛視上演了最後一幕：因為海瑞上書而把海瑞關進大牢的嘉靖皇帝去世，裕王朱載繼位，在獄中聞訊的海瑞大哭，昏倒在地。但劉和平透露，戲還沒有完，這46集隻是他寫的《大明王朝》上部，下部《大明王朝•1567》纔是高潮。

海瑞精神超越了任何體制

記者：以往的歷史劇會盡量把著眼點放到盛世，比如唐朝、清朝，而且是它的開國、立國、滅亡時期，有矛盾有衝突，戲劇性、傳奇性強，但《大明王朝》卻把立足點放到了明朝，而且是嘉靖這個疲弱的年代。你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劉和平：明朝在意識形態方面，專制理念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由於經濟發達，人性解放的呼聲也十分高漲，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到了明朝進入了兩極分化的高峰期。那個時候的人十分矛盾，而且精神人格分裂。尤其是嘉靖的最後這幾年。比如在這部戲裡，我原來打算把徐文長寫進去，那麼狂狷的一個大文人，他在胡宗憲的幕府裡當幕僚，他本來就神經質，最後精神分裂把老婆也殺了，真正原因在我看來，是因為精神禁錮造成的。

這個時期最能揭示中國封建時代歷史本質的真實、歷史精神的真實和歷史文化的真實。

記者：這個電視劇為什麼定名為《大明王朝•1566》？

劉和平：1566年是一個特殊年份：“封建體制走到了盡頭，明朝的特點是家國不分，朝廷不分。具體說，紫禁城乾清宮是分界處，乾清門以外是國，門以內是家；門以外是朝，門以內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經過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內也就是在皇帝家裡將大臣杖斃。

嘉靖是在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載繼位，幾十年來皇室跟文官集團爭鬥在這一年結束，朝和廷開始區分了，隆慶帝把權力交給政府機構，起用了徐階、高拱、張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個就把海瑞從牢裡放出來升官。因此明朝十七帝中我印像最好的是隆慶。

記者：海瑞並沒有起到重大的歷史作用，您如何看待被藝術反復放大的海瑞形像？

劉和平：我的作品沒有完成，目前播出的隻是上半部，下部我一直要寫到萬歷十五年，一直到海瑞死。有一句名言叫“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是毛主席說的。我們換一種說法：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康德有一句名言：“人類唯一有價值的就是精神。”

海瑞這個人嚴行國家之法，言必大明律例，恪守儒家道統，約束自己，也要求別人遵行。我們不能以海瑞一生干了什麼事來衡量他的價值，關鍵是在那麼腐敗的社會裡，突然有一個清廉正直大公無私的人出現了，他把自己作為人的需求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方，一輩子堅守原則，在腐敗面前從不讓步，一輩子都在向封建腐敗勢力宣戰。

海瑞的反腐敗一直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晚年最後一次出山，已經72歲，重病纏身。7次辭官，但皇帝就是不讓他退休回家，還專門給他刻了一方印，叫做“掌風化之官”。皇帝都清醒地知道，哪怕海瑞不開口說話，他躺在那兒就行，因為他是清廉的像征。萬歷十五年，這個榜樣終於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員集體寫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員寫祭文哀悼他，皇帝親自寫祭文哀悼他。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個人的故去，而是一種精神像征的隕滅。

如果今人對這種精神不屑一顧，都在鄙視它，質疑它，我們這個民族就徹底完了。

記者：海瑞反腐最後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是制度問題。他像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精神勇氣可嘉，僅此而已嗎？

劉和平：現在有人認為，隻要健全法治與民主體制，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實際上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民族文化的再造和經濟現代化轉型的完成，這至少要經歷幾代人的時間，需要民族自下而上的自我覺醒。

記者：當海瑞被刪繁就簡地重塑為一個反腐符號，他身上濃重的道德色彩又會給來者指引怎樣的方向呢？怎麼看待他身上的愚、忠？

劉和平：每代人都在重新解釋歷史。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海瑞的身上無疑帶有濃厚的孔孟儒學的道德色彩，包括人們認為他的“愚”、“忠”。在今天看，去掉海瑞當時所生存的那個歷史背景，他的精神依然閃耀著光輝，譬如正氣、正義、廉潔、自律。這些都已經超越了任何體制的範疇，成為了人類永恆不滅的精神。精神是不死的。

記者：《大明王朝•1566》的結尾是嘉靖去世，隆慶繼位，海瑞出獄，你說過下部將以寫到1587年“隆萬大改革”過程，有人擔心下部會不會落入為新聖主唱贊歌的舊思維中，還是將“帝國的惆悵”一挖到底？

劉和平：歷史已經做出結論，以農業為基礎的體制下的經濟改革，手工業經濟發達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形成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在那種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出現新聖主，更無所謂唱贊歌。我也不會落入“帝國的惆悵”的舊套路中去，該弘揚的是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偉大的民族精神。

我沒有給人物翻案

記者：在所有的電視劇裡，所有的史書裡面，皇帝的個性被有意無意抽離掉了，面目獃板，一點也不生動，看上去都差不多。電視劇裡嘉靖的馭人之術表現得淋漓盡致，你是怎麼找到嘉靖這個人的個性和特點的？

劉和平：你這個問題特別到位，我始終都是用人生之眼、用文學之眼去看歷史人物，這時候文學和史學就分開了，文學的優勢就出來了。很多歷史劇是編年體的大事紀，受史書影響較大。而這次我想用哲學思考和文學創作再現歷史真實。我不去說歷史和歷史人物是什麼，而是盡力去說它和他們不是什麼。國事往家裡寫，大事往小裡寫，讓歷史人物自己說話。

嘉靖是一個不上朝、龍袍都不穿的皇帝，這是一個不想作為“歷史最大的奴隸”的皇帝，他想得自在，想得自由，但他又推卸不掉祖宗和江山社稷交給他的責任。嘉靖靠著從老莊那裡學來的智慧，認為既然上天選擇他當皇帝，他就當皇帝，但個人生活要自己來掌控。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間找到一個最好的生存點–––“無為而無不為”。

嘉靖是經歷過“大議禮之爭”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裡有權，就要面對天下責任，掌握利益分配，這個權力背後其實是罵名，也就意味著每天的日子都過不好。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也是最復雜的政治體制，真要勤政24小時不睡覺也做不完，還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櫃”的道理。他的不上朝隻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於是就用這種方式治理國家，比如拿一件東西給朝臣，讓他們去揣摩聖意，作為皇帝，他從中也得到樂趣。這個人物你用文學之眼鎖定他之後，他絕對就不會是固有模式裡那種皇帝形像。

記者：電視劇中，嚴嵩這個人物也有新的解讀，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為嘉靖背黑鍋，這和很多藝術作品裡的形像完全相反。

劉和平：我寫的嚴嵩是最接近歷史真實的，隻不過這一回我用形像說了出來。電視劇裡有一段，嘉靖把嚴嵩叫去痛斥一頓，大雨傾盆，在雨地上嚴嵩把嚴世蕃的傘扔掉了，告訴他：“我大明朝隻有一個人能呼風喚雨，那就是皇上；隻有一個人能夠遮風擋雨，那就是我，不是你。皇上呼喚的風雨我遮擋了20年。”

不要忘記“大議禮之爭”，不要忘記朱明王朝和文官集團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都說嚴嵩能一手遮天，他遮誰？不是他勸嘉靖到西苑去的，而是嘉靖自己躲到西苑去的；不是嚴嵩勸他去煉道修玄的，是嘉靖自己去煉道修玄的，為什麼不看到這些東西呢？何況嚴嵩執政，還有一個強力牽制內閣的機構在，所有的公文，沒有司禮監裡面的那個批紅都是廢紙一張，嚴嵩怎麼一手遮天？遮不了的。所以說真正暗操獨制的是嘉靖，嚴嵩也不是什麼大奸臣，歷史本來的面目是這樣的。

你想，嚴嵩再壞，因為嘉靖的一句話就倒了，因為他另一句話兒子就被殺了，家也被抄了，而且多數歸於皇室。

記者：你的電視劇老是在翻案，為什麼？

劉和平：其實有一種呼喚，在新文化運動那個時期就已經提出來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我不是說我自己狂妄和冒昧，我想在這兩句話後面再加上一句，“清醒之認知”。今天的社會已經給你提供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麼一個環境了。但我們現在最缺的不是這兩個東西，是清醒之認知。尤其是我們這些人，你既要清醒地認知當下，也要回過頭清醒地認知歷史，歷史是有很多偏見的。不能說我總在翻案，隻能說我在不斷地試圖探索歷史背後的真實。很多人看我的作品總覺得有很強烈的現實觀照，我說不是，因為今天我們還生活在傳統文化之中。我絕對沒有影射，你看我寫的作品，哪一件事、那一句話不是明朝人做出來的？說出來的？或者是能做出來的？能說出來的？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我們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是吧？每一代人他仍然生活在傳統文化之中，遠近而已。

記者：《大明王朝》吸收了哪些史學界的成果？

劉和平：我的文學創作背後有許多支撐，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史學界研究成果的支撐。譬如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等明史專家從各個不同角度研究明朝制度和明朝文化的學術成果。還有我的老師如劉澤華先生和馮爾康先生，一個一輩子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一個一輩子研究中國社會史和明清史，他們在我寫《大明王朝》時都直接給予了我很多指導。正是有了史學界的學術成果在前，纔有了《大明王朝》的文學成果在後。因此再大的藝術虛構我都有底氣。這就像練武術的人，有了內功，十八般兵器使來都能得心應手。我不怕別人說我的作品不符合史實的原因也就在此。

文學必須占領影視陣地

記者：為什麼說《大明王朝》超過了《雍正王朝》？

劉和平：在寫《雍正王朝》時，我對帝王的認識還停留在托爾斯泰那個哲學命題上：“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奴隸”。但當我再來認識嘉靖皇帝的時候，我發現“帝王是歷史最大的囚徒”了。改編《雍正王朝》時我必然要受到小說的制約，而創作《大明王朝•1566》時我已經能夠做到“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蘇東坡語)。

在寫作這部作品的過程中，我進入這麼一種自由創作的狀態，也沒有什麼提綱，寫完第一集，自己不知道第二集是什麼，寫到哪兒算哪兒。我原來是想從現在的第一集寫到萬歷十五年海瑞去世，但突然發現，寫到嘉靖時，就已經接近50集了。這樣《大明王朝》就隻能分為兩部了。下部中海瑞最大的敵人是張居正。張居正要推行新政，要發展商業經濟、增強國力，但為此喪失很多精神和倫理道德，海瑞一方面也想推行新政，一方面卻堅持道德原則毫不退讓，兩個人各有各的道理，沒有誰對誰錯。這就好比一個人站在山頂上，一個人站在山腳下，在各人的眼中，對方同樣渺小。

記者：如果這個電視劇沒有中紀委的推動，你還會寫嗎？

劉和平：我回答這個問題隻能是一句話，作為觀眾，你自覺地先忘記這個背景，再來看這個作品，它是不是能感動你，讓你起共鳴？如果是的話，沒有人倡導它也會出來，可能不是現在出來，會晚個一年半載出來。

中紀委認為除了鮮明的反貪污腐敗，這個電視劇還講了我們這個民族許多做事的準則和做人的道理，他們認為應該讓各級黨委政府官員看看這個電視劇，應該怎麼樣去做官，應該怎麼去行使手裡的公權力。

記者：為什麼你總提“文學必須占領影視陣地”？

劉和平：現在可以稱之為圖像文化時代。受眾最多的藝術就是電視劇，其次是電影。至於舞臺劇、音樂、文學等那些藝術都被邊緣化了。其實，商品經濟時代，各個方面也都需要文學，而文學自己就是不進去。

今天我們的影視藝術最缺的就是文學，凡是用成功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和電視劇，它的票房和收視率往往很高。

中國和其他國家還不同，電視劇取代了中國幾百年來的戲劇，成為大眾需求最大的藝術形式，它正在慢慢成熟和發展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電視藝術要主動地與文學聯姻，文學也要自覺地進入電視劇領域，不要自作清高，將其視為快餐文化。《大明王朝•1566》也算一次文學和影視藝術聯姻的嘗試吧。

1998年“小燕子”在湖南衛視鬧，《雍正王朝》在央視熱，9年後，湖南衛視首播了《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