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那一年的嘉靖與海瑞

1566是這樣一個年代：這一年，一個新國家–––荷蘭誕生了。新生的荷蘭迅速超越葡、西，成為資本主義強國。1566年也是伊麗莎白女王執政的第8年，這個時代產生了威廉•莎士比亞，也產生了強大的英國海軍。1588年，女王陛下的海軍徹底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從此開始了英國向東方探險的歷程。

1566年是大明王朝最高統治者嘉靖在位的最後一年，14年前，這位皇帝從“紅丸案”中死裡逃生：這位皇帝迷信幼女經血煉就的丹藥可以長生，13位宮女不堪折磨而試圖在他熟睡中勒死他，隻是忙亂中繩子打了死結。1566年12月，嘉靖死於丹藥中毒。

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的開場，就是朝中大臣對“改稻為桑”政策的辯論。對於一部電視劇來說，這不是一個引人入勝的開場，卻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眼光的開場。張黎從來就不甘心於僅僅把“歷史劇”做成“劇”，從《走向共和》開始，他所追求的是以劇講史，他追求的講法不是“百家講壇”的講法，而是要傳達歷史學界、思想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改稻為桑”的開頭無疑是乏味的，也是不符合史實的–––明史上並無這樣的政策。但這項政策的杜撰卻非常切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朱元璋為他的子孫打造了近乎完美的封建制度，卻沒有預料到明朝中後葉江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改變，建立在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上的封建制度已經應付不來。

張黎和劉和平把嘉靖和海瑞理解成為太極結構：“嘉靖是最高權力境界的孤獨者，無為而無不為；海瑞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獨者，無畏而無不畏”。這個理解有道理，但顯然有點理想化。嘉靖的權力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大，海瑞備好棺材上書罵他，他先是震怒，後又不殺。他也知道，一個已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王朝需要這樣一個符號來鼓舞人心、震懾群臣。而海瑞的一生，其實也是個悲劇。他把自己逼到了死角，泯滅了全部人生樂趣去和一個行將滅亡的世道較勁，這和中華民族的高風亮節無關。

劇中的嘉靖，是陳寶國飾演的，導演要求他演出“至陰至柔又有霸氣”的感覺。這個感覺顯然是不對的，1566年的嘉靖是絕望而內心軟弱的。歷史上，從1560年起，這個皇上就患失眠癥，他常常徹夜工作，批閱奏疏和案卷。隨侍他的太監開始在他睡著時把桃子放進他的床上，過後告訴他是從天上落下來的，是神仙所賜。他很高興。1566年3月，他告訴徐階他大病了14個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強他的生命力。死，對這個絕望的皇帝其實是種解脫。

事實上，在1566年，每一個出場人物身上都帶著巨大的悲劇性，他們都希望做些什麼，但在這個行將滅亡的制度下，一切的努力都不過是回光反照，大盛世之後是大悲歌。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不管是儒家和道家都無法解決他們的危機和挫敗感，於是明代也是中國人最沉湎聲色享樂的一代，《金瓶梅》是這個時代中國人私生活的絕好寫照。在末世之中，他們試圖用最本能的感官享樂來延緩大廈將傾之前的焦慮和無望。“海瑞反腐”也好，新君即位也好，不過是一針暫時的強心劑。從這一點來看，《大明王朝1566》還是軟弱了些。□馬戎戎

觀眾挑刺VS專家觀點

和之前很多歷史劇的遭遇一樣，《大明王朝》播出剛剛一周，也被很多酷愛明史的觀眾指出歷史“硬傷”頗多。從而再次引發了對歷史劇“虛構”的底限的探討。

“硬傷舉例”：

歷史上，嘉靖並未如此大規模的從上到下頒布過“改稻為桑”的政令。

歷史上，嘉靖對於宦官的控制非常嚴厲，明嘉靖年間的宦官勢力沒有那麼強，明宦官干政要到萬歷年間纔逐漸發展，變得不可收拾。

歷史上，當時的淳安、建德二縣不屬於杭州府管轄，而應該屬於嚴州府管轄。嚴州府下轄淳安、遂安、建德、壽昌、桐廬、分水6縣。

電視劇一開始的內閣議會中不應該出現高拱和張居正，從史書記載來看，直到嘉靖39年，高拱和張居正還沒有入閣。

“改稻為桑”虛構得比較合理

《大明王朝》中的一些虛構的細節，比如推動劇情的“改稻為桑”的國策，的確是編劇的自創，但是這都是編劇通過這個情景，告訴我們這個政策是如何運作的，聯繫到當時明朝社會所處的矛盾的對立雙方，這樣的虛構顯得比較合理。

嘉靖皇帝的確需要重新認識重點比如說劇中的嘉靖皇帝，很多人可能覺得嘉靖是一個昏君，可展現在大家面前的是，他緊緊抓住權力，控制著大明王朝，這就有了一種對立性，可以讓觀眾去思考。嚴嵩是明史奸臣第一人，而我們看到的嚴嵩是一個豐富的、可信的，他掌控著巨大的權力，幾十年不倒，為什麼黨羽遍天下，他的兒子已經被處理了，他還能夠延續下去。

口述/明史專家毛佩琦、劉志琴 采寫/本報記者雷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