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文章：《在路上》--彼岸的奧德賽

50年來，《在路上》成為全世界幾代精神流亡者的自白書。它在文體與精神旨趣上啟發了中國眾多的新寫作者和音樂人

半個世紀以前，美國正處在戰後物質復蘇與精神抑郁的麥卡錫時代，窒息卻無路可逃的美國青年自稱為“Beat Generation”(又被60年代革命氣盛的中國譯者貶抑地譯成了“垮掉的一代”)，他們一無所有，流離失所，卻擁有叛逆的思想、不羈的肉體以及自由的行動意志。

這些嬉皮先驅們將虛妄的夢想寄托在大陸的彼端，一次又一次橫穿美國東、西兩岸的紐約和舊金山，甚至遠及域外的墨西哥城，冀望以一種狂野的奧德賽之旅夯實他們靈魂深處的空洞。於是凱魯亞克在30米長的打字紙上一氣呵成的自傳式小說《在路上》，50年來，它成為全世界幾代精神流亡者的自白書。

“下一次瘋狂的冒險”是《在路上》感召無數追隨者的布道詞。凱魯亞克蒸騰於大麻煙霧中的躁動筆觸，夢幻般地掠過北美大地上的城市與鄉村，掀開一張張埋沒在塵埃深處的孤獨面孔，繼而毫不容情地詛咒著冷漠而刻板的美國社會。這種“無因的反叛”不單感染了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知識青年，也開啟了60年代民權運動與反戰運動的先聲。正如安迪•沃霍爾評論1955年因車禍身亡的美國演員詹姆斯•迪恩––與“垮掉的一代”同時代的青春叛逆偶像––時所說的那樣：“他成為我們的英雄的原因不在於他的完美，而在於他完美地呈現出我們這個時代被損壞然而美麗的靈魂 ”

作為突破美國戰後保守文化、追求個性解放的破冰之作，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從各個方面影響了美國的文化藝術與價值觀念。而凱魯亞克的小說與金斯伯格的詩歌，也被認作美國“後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分支。

作為內部參考讀物，60年代《在路上》即以節譯本的形式進入中國。在當時，這本小說被斥之為“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樣板，長期背負著“垮掉”的惡名。然而近二十年來，《在路上》卻在中國煥發出了遲來的魅力。

它成為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一組支援火力，而且在文體與精神旨趣上啟發了眾多的新寫作者和音樂人。王朔《頑主》式的“痞子文學”與崔健《一無所有》式的搖滾樂，即是這一文化浪潮的早期中國式回響。

90年代初期，某種意義上的思想苦悶使中國第一次擁有了與嬉皮士文化接近的社會群體。一批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圓明園附近村落聚居的“流浪藝術家”，放棄在當時尚屬寶貴的單位身份，構成了一個貧困、混亂卻自由、放浪的藝術小團體。直到1994年圓明園畫家村被強行驅除之前，生活於其中的畫家、詩人、歌手們過著一種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並與鄰近北大、清華的青年知識分子從精神到肉體上都交往密切。

他們從行為上踐行了“垮掉一代”的非體制化生存方式，故鄉與北京之間的地理距離、主流社會與邊緣化生存之間的巨大落差，使這些人深刻地體驗到傑克•凱魯亞克曾經感受過的孤獨、躁動和放蕩不羈，而他們對沉悶的社會肌體所帶來的顛覆作用也是空前的。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的中國，個人從體制、思想和物質上贏得的獨立性超越於此前的任一階段。

“一種空前的自由感突然的到來卻讓我膽怯。”活躍在那一時期的民謠歌手楊一曾寫道，“這時候的自由不再是一個字眼，一個概念，而是一股巨大的旋風，一股把火車推進黑夜的力量。”“在路上”這三個字赫然成為文藝青年的口頭禪。自由職業成為可行的生存之道，到遠方進行精神意義上的漫遊更成為一種理想化的人生追求。

然而，白衣飄飄的年代很快被全球化的經濟大潮所吞噬，在中國曇花一現的波西米亞生存方式搖身便化成所謂的“波波族”：既要享受優越的物質生活，還要擺出隨意不羈的時尚態度，骨子裡卻恪守著中產階級的致富夢想。如今那些用昂貴的戶外裝備武裝到牙齒的“自駕遊”愛好者們，那些手捧旅行攻略，慵懶地寄居在麗江、陽朔等“自助遊”勝地的背包客們，自然也會將“在路上”三個字牢牢掛在嘴上和網上，卻不再能體味凱魯亞克和同伴們穿越荒野時所感受的精神苦痛，他們燃燒的靈魂和野性勃發的自由意志。這並非他們個人的缺失，是我們時代的懦弱與悲劇。

近日，上海譯文出版社已將此書重新翻譯出版。明年，《在路上》即將迎來它出版五十年的紀念日。50年前，就在凱魯亞克進行他在北美旅行的同時，另一位年輕人也穿行在拉丁美洲的叢林和城鎮，並用一部《南美叢林日記》記載了他的旅行生涯，他就是日後的古巴革命領袖––阿根廷人切•格瓦拉。雖然他們從未在行程中邂逅，他們也絕非思想上的同路人，但這兩場孤獨的旅程卻影響了整個美洲乃至全世界的腳步––凱魯亞克和格瓦拉，願他們在天堂相逢！(文/朱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