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西方作曲家的路已經走歪了

“●西方作曲家的路已經走歪了，把音樂從感性藝術變成了理性藝術。他們已經不是作曲家，而是科學家和數學家。

●我又不是馬友友，自己不能決定拉什麼曲子。他名氣大，跑到哪個樂團要拉什麼，樂團肯定同意。我要這麼說，他們會說“算了你別拉了”。

●我也希望自己很有名，但我要的是真正的名氣。比如老百姓都知道馬友友，但未必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干嗎的。

●美國人要迎合的正是這種大眾口味。現在美國和國內的電視節目90%都是垃圾，大家看了隻能變得越來越笨。“

王健對全世界追逐美國文化的現像表示不滿。本報記者周曉東攝

昨晚，華人大提琴家王健和捷克指揮大師貝洛拉維克率領的BBC交響樂團在中山音樂堂專場演出。這是BBC交響樂團在25年後第二場訪京音樂會，也是王健兩年來的又一次在京演出。

在同一輩的大提琴家中，王健是位佼佼者：他年紀輕輕就與大師皮耶絲合作在DG旗下錄音，並迅速成為DG旗下的簽約藝術家。目前王健“居無定所”，全年在世界各地奔波演出，檔期滿滿。而行走於古典音樂的世界之旅中，王健對美國文化、對當代古典音樂有自己的看法。

中國現代作曲家比歐美的有意思

新京報：跟上次來京演出相隔兩年，你覺得自己的演奏有什麼變化？

王健：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變化，很微妙的，這是當音樂家的樂趣，好好用心，在裡頭有小小的收獲都很令人滿足。我練琴時間非常少–––小時候我爸爸規定我每天隻練五分鐘，但這五分鐘一定要達到某個效果，至今我都保留這種習慣。演奏也許跟畫畫一樣，最高境界是能把敗筆變成絕筆。有次我看齊白石的紀錄片，他手抖著將要畫的時候，一大塊墨掉到紙上了。但後來他加上幾筆，幾個蝌蚪居然就活過來了。我們以前隻追求純粹的美，都要漂亮，每一句都不要瑕疵，這是對的，但搞藝術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成長是要蛻掉一層皮，再長一層皮。

新京報：似乎你很少演奏中國作曲家的作品。

王健：從整體來說，中國的現代作曲家比歐美的作曲家有意思得多。從勛伯格開始，西方作曲家的路已經走歪了，把音樂從感性藝術變成了理性藝術。他們已經不是作曲家，而是科學家和數學家，他們寫的東西需要電腦纔能計算出來。走到這一步了，音樂還叫什麼音樂？中國最近這一批作曲家，不管譚盾如何追求普及，他們終極追求的還是聲音上的衝擊力。做不到在聲音上有震撼力，不管你在科學上多精確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對他們的作品接觸得比較片面，平時拉得很少：因為生存需要。樂團不讓演這個曲子，自己喊死要拉什麼都沒用。我又不是馬友友，自己不能決定拉什麼曲子。他名氣大，跑到哪個樂團要拉什麼，樂團肯定同意。我要這麼說，他們會說“算了你別拉了”。中國的作品雖然在西方很受注目，但在受眾方面，仍然需要一個大明星撐著。

新京報：你曾說過你跟馬友友走的是不同的路。

王健：馬友友有些跨界唱片我很喜歡，但每個人性格不一樣，我不是很開朗，不願意和很多人扯在一起，搞得太大太煩了我覺得沒意思。我也希望自己很有名，但我要的是真正的名氣。

比如老百姓都知道馬友友，但未必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干嗎的；如果說最喜歡他的探戈，其實不在點上。他在探戈上隻用了1%的力氣，如果他成名在這上面，我覺得比較可悲。等於有人崇拜我，說我是數學天纔，或者說我帥，我會得意一陣，但一陣以後就會覺得這是胡扯，這不是我，你搞錯了。這是虛名。我見得太多了。

學派現在早就不存在了

新京報：你16歲離開中國，16年裡分別在美國、葡萄牙和英國住過。以音樂家的敏感，你對這幾個地方的人群有什麼比較？

王健：美國人是個很純真的民族，像十五六歲的小孩，也跟好萊塢的電影一樣，黑白分明。在電視裡跟大街上會經常看到有人很自信地嚷嚷：“我是最好的”。明明沒有自信，也不怕說“我一定會贏”。在中國人和歐洲人看來這樣很不可思議。我很討厭看一些美國電視節目，居然把兩個剛剛吵翻的男女朋友叫到臺上來，讓他們說“你離開，我多麼傷心”。這種東西在電視裡說出來就沒意思了。拿肖斯塔科維奇為例，美國的聽眾在聽這樣有壓抑和畏懼感的音樂會聽不懂，類似這樣的社會環境他們從沒經歷過。

新京報：從前人們常提及“俄羅斯學派”、“德奧學派”。你在不同的國家長期待過，哪裡的養分吸收最充分？

王健：人們在坐上飛機以前當然有學派之分：因為風格就在這國家待著。學派現在早就不存在了。我覺得自己跟歐洲的年輕演奏家相比，會有美國的色彩–––比較誇張，力度對比很大，容易說出事兒來。在美國，我又比不上他們的戲劇性，會顯得更講究表面上看不出來的微妙變化。美國樂團非常刺激，講究大對比；歐洲的樂團都灰蒙蒙的，從來沒有刺兒，但是在這些灰蒙蒙裡面會有幾十種不同的層次。

隻追求大眾口味很可悲

新京報：有人說，美國文化是喂飽大眾的文化，依你看對古典音樂的發展有阻礙嗎？

王健：古典音樂跟古典詩詞一樣，以前歐洲的精神文化都控制在少數人的手裡，雖然這些人干過很多壞事，但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對文化都有很復雜的要求，即使聽不懂，也會支持好音樂。

但從美國開始這個世界就變了：他們是百分之百為大眾服務的。一個人要變得有思想、有精神追求、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是需要過程的，所有人從小都是愚昧無知的，對文化娛樂的要求非常簡單。美國人要迎合的正是這種大眾口味。現在美國和國內的電視節目90%都是垃圾，大家看了隻能變得越來越笨。媒體有責任提高大眾的精神境界。精神世界是不可以控制在商人手裡的，隻追求大眾口味很可悲，可惜現在全世界都在學美國。

新京報：唱片工業的形勢如何？

王健：唱片也一樣，但總有人在頑抗，比如現在很少的幾家古典唱片公司。DG公司掙錢很困難，如果隻出於追求經濟效益的話，就會步BMG、SONY的後塵，把古典部門關掉，就做流行音樂了。藝術和大眾的關繫，從遠古開始就一直在鬥爭。現在中國人最引以為傲的人，孔子老子，當時都是現實生活中的怪人。而德國人如數家珍說自己歷史上有那麼多作曲家，多麼偉大，我經常會提醒他們，這些人都是你們生活圈子外的人，你們餓死了多少傑出的作曲家。

采寫：本報記者張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