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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翔在黑土地上的精靈這似乎是個奇跡,其實是一種文化現像。一個精靈在廣袤遼闊的黑土地上自信地飛翔著。據不完全統計,自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發端於長篇電視連續劇《籬笆•女人和狗》在央視黃金檔熱播並引起強烈反響之後,我省表現當代中國北方農村生活的影視作品仿佛蔚為壯觀的錢塘潮水,一波接著一波,一發而不可收,漸成汪洋浩蕩之氣像,時至今日依然風采依舊,後勁十足,好戲連連,頻頻在央視黃金檔和其它影視頻道閃亮登場。毋庸置疑,這些影視作品囿於諸多原因,也許在藝術上還未臻於爐火純青和盡善盡美之境,在思想上還未達到可意識到的歷史深度,甚至也有個別作品尚未剔除粗糙、擺脫平庸,但同樣毋庸置疑的是,這些影視作品畢竟給廣大城鄉觀眾帶來了情感滿足、思想啟迪和審美愉悅。因為本文篇幅所限,不在這裡逐一檢索和盤點,相信廣大城鄉觀眾早已耳熟能詳了。我感興趣的是,應該研究和探討這個奇跡產生的背景和這種文化現像形成的條件,這對繼續保持我省影視劇在新世紀繁榮發展的好勢頭不無裨益。 首先是時代和歷史。陸遊在他的《劍南詩稿》中曾斷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覺得適用於天下的所有文學藝術。當然這個“天成”,應該理解為時代和歷史。時代是文藝的搖籃,歷史是文藝的襁褓。古希臘悲劇、但丁的詩歌、米開朗基羅的雕塑、畢加索的繪畫和莎士比亞的戲劇隻能產生於他們所處的時代。屈原和杜甫的詩歌、羅貫中和曹雪芹的小說、魯迅的雜文,都有他們誕生的具體時代背景。抑或是同樣的放和落脫不羈,李白和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也有各自不同的表現。竹林七賢用酒避世,“對酒不能言,淒愴懷酸辛”;李白則以胡地風尚和長江氣像重新改造中原文明,高歌一曲“天生我纔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何等慷慨、豪邁!我之所以舉這些例子,意在說明我省影視劇的不俗表現,絕不是偶然的,它得益於當代中國改革開發的黃金時代,得益於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的總體趨勢,得益於聯產承包之後帶來的農村新變化。正因如此,那些在改革大潮中湧現出來的為了呼喚和爭取自身解放、為了追求並勇敢實踐心靈自由、為了實現自身價值而敢為天下先、為了完成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過程而重新塑造自己的東北鄉村男人形像、女人形像、基層干部形像、平民百姓形像,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統統借助最現代的傳播手段和傳播媒介,一個個光彩奪目地出現在熒屏和銀幕上。這實在是一件可圈可點可賀的文壇盛事。 如果說,“文章本天成”已經提供了時代契機,那麼“妙手偶得之”就落實到具體人頭上了。這裡充滿了辯證關繫。為什麼《紅樓夢》要出自曹雪芹之手而不是別人?這顯然與作家獨特的人生經歷、生存環境、文學修養、審美取向和精神境界密不可分。可以說,我省影視的輝煌,除了若干不可或缺的條件之外,擁有一個熟悉農村生活、富有平民意識、充滿鄉村情結、不乏現代眼光、能夠嫻熟地駕馭影視藝術表現形式的作家群,顯然是不可忽略不計的重要元素。還可以毫不羞赧地說,我們這個影視作家群已經在全國登堂入室,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表現農村題材內容的影視文學纔出現如此蓬勃的生機。中外文學史顯現,任何一部文藝作品和藝術形像,無不疊加著作家主觀的情感傳遞客觀的生活影像,而作家的主觀情感傳遞又必須在客觀的生活影像中獲得和擷取,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要深切感謝豐腴厚重的關東黑土地,正是這片和中原大地一樣浸透著中華民族文化血液的物質家園和精神家園,孕育和催生了我省影視作家群的健康成長,正是憑借他們對正在發生深刻嬗變的農村生活場景的敏感捕捉和生動描繪,一個個影視藝術精靈纔如此靈性飛動地盤旋在新時期文學藝術的星空,豐富著廣大城鄉觀眾的文化大餐,愉悅著廣大城鄉觀眾的美好心靈。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省影視作家們還要充滿更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更深邃的現代眼光,還要如饑似渴地吮吸黑土地的豐富營養,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潮流中發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創作出更有藝術感染力的扛鼎力作。(新聞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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