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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經典本身就是把雙刃劍：好處是借助一個比較受關注的故事，比較容易吸引觀眾眼球；麻煩是，改得一旦不被認可，就會招致鋪天蓋地的批評，將編劇、導演置於尷尬境地。對《小兵張嘎》、《野火春風鬥古城》、《苦菜花》三部作品，觀眾眾說紛 ，而三部“抗戰經典”的原作者、編劇以及導演對這些批評有的是欣然接受，有的也稱是無奈之舉。

急功近利拍不好“抗戰經典”

王冀邢（《苦菜花》《迎春花》導演）
《苦菜花》海報

一直想拍馮德英的作品

2002年就買了馮德英《苦菜花》《迎春花》的版權，隻是由於各種原因沒及時拍出來。後來韓三平讓我拍部戲，我看了本子後感覺不理想，就想干脆拍《苦菜花》吧，跟韓三平一說，他也同意了。

我認為這個本子拍電視劇是很合適的，因為原著有40多萬字，本身就是長篇，而電影太短沒反映小說的真實面貌。我小時特別喜歡看德英的小說，後來我作了導演，曾動過好多次把它拍成電視劇的念頭，但之前好像一直沒什麼機會。2002年吧，準備籌拍時，我當時的想法很明確：不光站在宣揚革命歷史的角度來展示它，而是要真實反映那個年代的一切，而不能泛泛地反映。雖然手頭也有其他類似劇本，但馮德英的作品最準確地真實反映了戰爭的殘酷與艱難，所以我放棄了其他選擇。

我們劇組2002年拍了《苦菜花》，2004年又拍了《迎春花》，現在都在全國播映，我聽到的反映還不錯，但我個人認為《苦菜花》比《迎春花》強。

電視劇《苦菜花》比電影好看

有人說電視劇不如過去老電影“有味兒”了，這我也承認，當時是國家立項支持，不惜成本啊，那時劇組來做這件事是作為一個職業來做的，他們可以等季節，可以找場景（當時的場景也好找，現在都富裕了，那些苦難村落都是花錢造的），可以讓演員們有充分時間去農村體驗生活，甚至去找接近人物原型的人家裡去體驗 現在拍電視呢，往往得看投資方的成本行事，得很小心地計算著來，我這兩部戲每部也就投入六七百萬元左右。

即便是這種情況，我也認為電視劇《苦菜花》比電影好看，雖然電影的影響非常大，但當時影片量有限，而從內容上來說，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對原著有了很大的改變，馮老當時是編劇，這一點他最清楚。所以不能說當時就一定是好的，它形成了廣泛的群眾基礎，突然有了電視劇，大家心裡有點不接受，實際上就內容來說，電視與小說是最一致的，而電影不是。

“抗戰經典”一般改編得都不是很成功

現在經典作品改編的是很多，但一般都不很成功，對作品沒有真正理解，雖然內容表現上肯定比電影多了很多，但效果並不好。

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是劇組隻是把拍攝作為一個事來做，他不見得是真正喜歡。大家都在改編，參與的目的不同結果就不一樣，沒有投入感情就有可能對那段歷史認識不清，所以大多數都不太成功。這包括《紅岩》《小兵張嘎》《紅旗譜》，我都看過甚至是我想拍沒拍成的，但感覺都不如當時拍的好；相反，當時的老電影《青春之歌》《烈火中永生》都很好，雖然當時受到些局限，但基本反映了小說風貌，現在急功近利越拍越差了。

下一步，我還想拍《山菊花》，我認為這是“三花”中寫得最成熟的，寫的時間也最長，從寫到出版用了十幾年時間。據說“文革”前馮老就寫完了，後來弄丟了又失而復得，“文革”後纔發表，寄托了他很多感情。而寫《苦菜花》他用了三年，《迎春花》隻用了三個月。

大家的批評挑到了點子上

徐兵（電視劇《小兵張嘎》和《野火春風鬥古城》編劇）《小兵張嘎》劇照

“改編‘抗戰經典’我有自己的原則”

兩部電視劇播出後，受到廣泛的關注，但這些評論並未給徐兵帶來太多的壓力，他說：“大家對改編的經典作品有各種說法是正常的事情，因為對這些作品大家有很深的感情。我想，現在即使是原來的作品原來的人馬來演，仍會有各種評價，更何況我在改編過程中加入了不少新的人物和新的情節。”

徐兵表示，改編經典作品他有自己的原則：第一是正反人物界限不能動，“把一部文學作品或一部電影變成幾十集的電視劇，其中肯定要填充好多東西，但正反人物涉及政治原則，這個是絕對不能動的。”第二是有的人物情感不能動。“有的改編過的‘紅色經典’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情感有較大的變化，事實上並未獲得觀眾的贊同，有些革命同志式的愛情不能根據今天的主觀感受貿然改變。”第三是反面人物不能人性化。“按照創作規律，似乎無論正反人物都要體現出他的人性化，但抗戰題材經典作品的出現有著特殊的背景，改動過大，容易引起觀眾，特別是看過原著的觀眾的反感。”

徐兵告訴記者，在改編過程中，他把年輕觀眾作為收視的主體，“一方面因為現在年輕人是觀眾的主體，另一方面我覺得今天的年輕人更應該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所以在情節中我盡量把感覺往年輕人這邊靠，增加了許多極具視覺衝擊力的戰鬥場面，並加快了故事節奏，更符合年輕觀眾的審美。”

對於重拍經典作品的問題，徐兵的看法十分鮮明：紅色經典多拍不好。他認為現在的問題在於紅色經典定義不明，什麼作品都被劃進紅色經典。國內制作公司的水平良莠不齊，一些制作能力很差的小公司不知道為什麼就拿到了劇本，拍出來效果很差。

“《小兵張嘎》缺點是可信度不高”

對於這些評價，徐兵並不感到驚訝，他自己也承認，電視劇《小兵張嘎》中確實有不少遺憾，甚至有不可信的情節。“在改編這個劇本時，我確實有很多困難。我對《小兵張嘎》的定位是，它首先是一部兒童劇，其次纔是抗戰劇，因此我在改編時比較注意一些好玩的情節，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比如我寫嘎子很多淘氣的方面，是想告訴今天的小朋友，過去的孩子是這樣遊戲的。”嘎子是電視劇中一號人物，其他成人都是配角，但一個孩子如何打鬼子這個尺度不好把握。徐兵苦惱地告訴記者：“你把嘎子寫得真像一個孩子那樣，似乎與大家心目中的嘎子形像不符；你把他寫得稍微能干一些，鬼子自然就顯得軟弱。很多觀眾給這部電視劇挑出不少問題，包括徐光耀老師認為不可信，這些我都承認，也都接受。”

“把《野火春風鬥古城》拍成懸疑電視劇”

徐兵自己也承認，自己在創作這部劇時得到的創作空間比較大，用的心思也比《小兵張嘎》多一些。“《野火春風鬥古城》故事發生在城市中，我可以加入很多自己熟悉的內容，使人物更加豐滿；而且以前寫的抗戰題材似乎天天都是在打仗，而在《野火春風鬥古城》中我可以更注重人物的內心世界。另外，在原著中，隻有策反那一條線，電視劇又特意增加了與‘細菌戰有關的另一條線。”

采訪中，有觀眾告訴記者：“楊曉鼕比原著更有血肉，更有智慧。”而這正是徐兵著重突出的一點。“在創作過程中，我有意把它往懸疑電視劇上靠，增加可視性。以前我們看懸疑劇，無論正派反派，策劃一件事情通常都不會讓對手知道，但在《野火春風鬥古城》中，楊曉鼕無論策劃什麼事都會事先告訴鬼子，雖然鬼子百般阻撓，但楊曉鼕他們總能出色地完成任務。這種寫法雖然給寫作帶來很大的困難，但楊曉鼕這方面的正面人物形像卻樹立起來了。”

對於觀眾的批評，徐兵認為大家也挑到了點子上。“我寫這部電視劇時，當時國內有很多人改編的經典作品都受到了批評，比如批評戲說，批評情感戲太多，我受這些說法的影響，在寫情感戲時確實有點畏手畏腳，不太敢寫人物情感，不僅愛情戲不夠，就是兄弟之間的情感戲也不夠，很多地方都是點到為止。當然這隻能說明我的功力不夠，我相信有比我水平高的人能把這方面處理得更好。”

各方聲音

重拍“抗戰經典”是時代需要

徐光耀（小說《小兵張嘎》原作者，電影《小兵張嘎》編劇）

重拍“抗戰經典”要相當慎重。當初拍攝電視劇《小兵張嘎》也並非我的本意，但制作方提出改編要求後，我又覺得社會有這樣的需求，還想把這樣一部經典作品“放大”後繼續展現在觀眾面前，這也是時代的一種需要。

現在重新拍攝“抗戰經典”的潮流還遠未結束，如果讓我給大家提出一些要求，我想主要是三點：第一一定要忠實原著，如果新的版本與原劇差異過大，顯然就失去重新拍攝的意義了；第二是要以嚴肅認真的態度改編。老實說，今天的部分編導和演員和過去的有很大不同，他們的創作態度和過去的相差不少；第三盡可能體會出當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現在的時代背景顯然與過去有很大不同，也給編劇和導演提出了很多難題，但我想這些困難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比如讓編劇到老區采訪一些老人，多看一些過去出版的圖書，就能把過去的時代背景盡可能在今天表現出來。

重拍“抗戰經典”搭建溝通橋梁

陳山（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很多人認為重拍“抗戰經典”作品是容易事，認為有一個現成的故事在那裡，要做的隻是把故事豐滿和補充。這也正是造成今天很多重拍的作品遭遇不少批評的原因。因為這些編劇導演忽略了一個問題，以往的“抗戰經典”曾在觀眾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像；而今天，當編劇通過改編再次向今天的電視觀眾呈現這些作品時，他要做的是完成兩個時代觀眾的對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對話。這種對話需要橋梁，編劇能否很好地搭建這個橋梁是重拍“紅色經典”能否成功的關鍵。

如何搭建橋梁？在忠實於原著基礎上創新。

《小兵張嘎》、《苦菜花》等一些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紅色經典”，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作者或編劇在作品中體現了當時人們所追求的東西，如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而現在很多人隻是單純地把過去的故事融進今天的商業化元素，比如請名演員、搞特技武打等，忽略了今天人們追求的事物，今天觀眾追求什麼––親情和真情，編劇可以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背景下，表現出當代人的真情。(記者趙明宇李冰)（來源：北京娛樂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