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濤：三部電影教會我演戲 不能辜負賈樟柯

《站臺》是我演的第一部電影。我沒有任何判斷能力，不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惟一的判斷就是導演說的。但與王宏偉、楊荔鈉合作，我感覺非常自如，沒有任何約束。導演給了很大空間，讓我覺得表演是一種表達自我的形式。

有一場戲是我和楊荔鈉在屋裡聊天。導演不會講很多戲，他說：“就做三件事，一是說張軍現在在廣州，二是趙濤抽煙，三是楊荔鈉給趙濤畫眉。”

劇本幾乎是沒用的，賈樟柯特別喜歡前一晚跟大家一起討論劇本，其實往往到了第二天又變了，每天都在變。我們倆在演戲時候，我是不懂得表演的，但我隨口說什麼，楊荔鈉都能接得上，這是我非常喜歡的。要是交給一個非常傳統的演員，可能就接不上了。那場戲拍了六七條，每次說的話都不一樣，但都能對上。我覺得特別過癮。

拍完之後，我覺得《站臺》隻是一個很湊巧的機會，沒有任何想法，我認為這個機會已經結束，不會再有第二次。

到《任逍遙》，賈樟柯再找我，我就覺得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我要考慮怎樣去塑造一個角色。《站臺》裡的殷瑞娟與我太相似，整個就是本色表演，在拍攝後期角色和我本人都沒什麼區別了，所以演戲特別順，我說什麼導演都說對，怎麼做都對。可是到了《任逍遙》的巧巧，角色與我的生活狀態是差距太大。她是中午12點以後纔出現的人，我是晚上10點就上床睡覺的人。我是在利用我當時認知的一些表演知識，去進行一些前期準備，再去為塑造角色尋找一些主要的點。我很早進入劇組，在大同生活半個多月，天天在街上溜達，看那些我覺得跟巧巧同代的女孩們。她們非常冷漠，不懂得愛別人，隻知道索取別人的愛，特別脆弱，經不起一點壓力、挫折。

我把這些東西當作血液，注入到巧巧這個角色。我覺得我真正是在塑造角色，真正是在表演。

在《世界》，有了兩部戲的學習，拍戲之外的學習以及導演給我的很多幫助，我覺得我現在不用跟著別人走了，是我自己在表演，有時候還要帶著別人走。三部戲對我而言是三個臺階。

這次拍戲的環境非常好，大量的時間，資金也更充足。這次，對演員的“戲”，導演要求會非常嚴格，嚴格到我們該走幾步，美術、服裝都非常細致。以前，比如拍《站臺》的時候，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而且當時4月已經被5月開幕的戛納選中，但導演還是非常固執地繼續拍攝了一個月。那種情況已經容不得去太多地把握演員的表演。到了《任逍遙》，整個故事都是導演非常即興的一個創作，我們進得也特別快，一個月下來，劇本完成，投資找到，19天就拍完，後期兩個月完成。

《任逍遙》是大家非常激動的狀態。賈樟柯在現場是一個腦筋轉得非常快的人，要跟上他的思維非常不容易。前一分鐘剛讓你把這個景制好，一扭頭，拆了重來。我們演員和工作人員要不停地跟著他跑。到了《世界》，他的想法是深思熟慮之後，纔讓大家去做。但就是這樣，仍然是不斷在改變。這次是我們工作條件最好的一次，更符合中國的電影制作吧。

在不拍戲閑的時候，我還是回到太原師範大學教舞蹈。我必須面對我的學生，那樣能讓我安靜下來。

現在，已經有賈樟柯電影之外的機會找來。別的導演，我會接受，但我有一個標準去選擇。賈樟柯的電影，我當然一定演。我不能太辜負賈樟柯。我覺得我之前三部電影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現在的成績，是他教給我。我現在要是很不在乎過往，很容易地去接一些不怎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會讓我以前的東西打了折扣。我想這不光關乎我自己，也是賈樟柯的事情。因為現在的許多媒體都是把我和賈放在一塊談的。(趙濤/口述 李宏宇/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