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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磊磊:張藝謀為了商業價值喪失了原則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副所長賈磊磊認為,張藝謀在《英雄》和《十面埋伏》上被人稱道的東西有許多其他人功勞,張藝謀則在追求商業價值的過程中違背了文化的基本原則。以下是賈磊磊的發言實錄: 電影批評有兩個尺度 首先我覺得我們這個會議時機選擇非常好,因為這些片子已經下線了,《英雄》也好,《十面埋伏》也好,商業價值已經實現了,現在從藝術討論有些問題可以更尖銳或者本土一點兒。大家都知道電影是一種產業,中國電影實際上市場占有率非常低,我們有一個像張藝謀這樣能夠拍出電影能夠有觀眾來看,有一定票房收入的導演,從本土電影文化產業來講,應該保護他。 我們對本土電影的關心很多意義上是針對電影整個產業化的進程,所以我們會議的名字叫做張藝謀與中國電影。從學術的角度來討論張藝謀的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藝術評論》發了大量這方面的文章,也有批評的角度。我跟方李莉老師關注的問題都是一個,就是在張藝謀電影背後的東西。我們並不是隻關注一個影片視覺的衝擊,它傳達給我們的文化精神、倫理道德,豎起來的一面旗幟的顏色是什麼,這非常的重要。 電影批評和文學批評不同的是有兩個尺度,一個是經濟尺度一個是文化美學的尺度。這兩部電影可能經濟尺度上非常的好,但在文化美學尺度上並沒有給我們帶來什麼。像張藝謀早期的《黃土地》,當時票房非常可憐,但在電影史上非常有地位。不要因為一部電影賺了錢,就取消在美學和文化精神領域。張藝謀電影不可否認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所起到的作用,但我們對他的批評更多是集中在美學和文化精神領域。 我們知道,張藝謀的成功還得益於中國電影包括體制在內的改革。大家都知道中國電影在銀行是得不到貸款的,比如我拍一部電影到銀行貸款,國家不允許。但給張藝謀提供贊助的是香港的一個贊助商,他實際上真正承擔了《英雄》、《十面埋伏》、《臥虎藏龍》這三部影片的經濟責任。采用國際融資的方式給張藝謀提供了3000萬美元的投資,3000萬美元在美國隻是施瓦辛格一個人的片酬,但對中國人來說已經是很高的投資了。在張藝謀《英雄》出來之前,《有話好好說》《一個都不能少》《幸福時光》這三部票房連續下跌。《英雄》在推進整個市場進程過程當中,經濟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 張藝謀隻適合當電影導演 為什麼《英雄》電影賣了很多錢?包括像《十面埋伏》這樣的電影為什麼大家愛看?就是因為這部影片的武打設計是陳曉東。他父親是香港第一代武師,陳曉東當武打演員是10歲的時候,演躲在柱子後面看別人打架的小和尚,我們現在光在題材上肯定它,如果很多問題深究的話,我們不能把《英雄》所有的功績放在張藝謀身上,如果沒有陳曉東給他做武打設計,《英雄》和《十面埋伏》不可能給大家帶來這麼多的視覺震撼。陳曉東是非常謙虛一個人,他後來之所以出任《英雄》武打導演,實際上是因為在之前拍攝過程當中跟張藝謀的感情聯繫。在這樣電影化的層面上討論張藝謀的電影,特別是今天來的媒體特別多,應該把一個歷史的功績還給應該有這些功績的人。 張藝謀的電影現在為什麼引起了這麼多人的關注?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說,張藝謀追求的東西和我們現在追求的文化的東西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什麼意思呢?張藝謀並不是非常好的舞臺劇的導演,也不是非常好的歌劇的導演,也不是非常好的舞臺晚會的導演,但大的公共性的娛樂活動都會請張藝謀做導演,這種文化變成了一種對一個問題表面的東西特別關注,而對他的實質忽略了。張藝謀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歌舞劇的導演,他對歌舞劇的改變對歌舞劇創作人員是不能認可的。電影我們知道,實際上是一個娛樂的產業,從某種意義上講有一定的虛擬性,不提供所謂真正的給某人真正滿足的功能,所有的東西在90分鐘的結束之後,全部都煙消雲散了。張藝謀已經變成社會角色,這種身份使我們對他整個的認知有一個錯位,很多事情不能光看表面,必須要對藝術門類或者對這種專業技能的把握,纔能勝任這種工作。但現在相當一批人,對張藝謀認知程度實際上把他當成明星來肯定,他實際上承擔很多工作和他自己實際上的能力有巨大的懸殊。 注意張藝謀電影的終極意義偏離 所以分析張藝謀就是說,分析他的電影,或者分析他這個人在中國電影業的地位不是很理性。如果在《英雄》當中存在的話,到《十面埋伏》徹底沒有了。就是他要提供是視覺的盛宴,就是給人好看、流動,用現在技術包裝的視覺遊戲。已經不想再承擔更深的文化使命,這跟張藝謀早期所有的東西最大的差別。 像張藝謀這一代導演,他們都說他有很大的變化,從《黃土地》到《十面埋伏》,張藝謀變化並不是很大。從《黃土地》就開始采用顛覆的狀態,沒有按照標準的戲曲、好看的方式拍攝傳統的故事,後來我們發現張藝謀凡是進入到他所拍攝的領域,都是對原有樣式的顛覆和改寫。這跟李安拍的《臥虎藏龍》完全不一樣。一部電影我們不想跟張藝謀探討歷史精神等,我們隻想探討空間問題。一部電影如果空間形態改變了,所有意義就會改變。你們知道,實際上大家都看到很多像英國、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它們真正的俠道觸摸的場景是森林,而張藝謀在《十面埋伏》主流的電影裡面,主要的視覺環境是回到海外,或者是不顧忌這個影片空間環境是不是中國的空間環境,完全把視覺環境移到了烏克蘭,而烏克蘭並不是中國啊,所以張藝謀對中國武俠電影過去文化的舍棄。他最喜歡的場景就是章子怡擊鼓那場戲,章子怡是一個盲人,之所以覺得有意義,就是因為盲人可以根據聽覺的判斷尋找豆子擊鼓的聲音,然後用袖子打到鼓上。實際上她並不是盲人,她視力非常的好。自己搭建的東西完全站不住。 電影跟文學有密切的關繫。他對文學依賴性非常強,倒不是對文學故事的依賴,我們在藝術作品中的精神是在文學的根基上成長起來的,但張藝謀離開這種文學的根基之後,顯現出更多是自我精神的委婉。現在有一批導演,像陸川,並沒有像小說等改變,而是自己寫劇本,像《可可西裡》,拍的非常好。並不是在於我們非要在小說當中找一個適合的題材,而是是否在影片當中堅持自己的藝術境界。在這種情況下,討論張藝謀的電影,我非常同意上午有很多老師發言核心的觀點,我們在一個經濟追求當中,我們自己要堅守什麼東西。在追逐金錢的歷史當中,我們文化底線是什麼?電影是一個產業,是商品化的東西,但在追求商業的同時,我們應該追求基本文化底線在哪裡?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藝術、美學的觀點來支撐,所以我們纔會開這樣的會,我們開這個會的目的並不是從經濟上肯定張藝謀,而是我們認為張藝謀作品當中流露出來某種終極意義的偏離是需要我們注意的。即便在一個主流的商業電影當中,當然並不是要求張藝謀永遠扛一個中國旗在那裡,但也不能違背基本的原則。 張藝謀推進了本土電影? 從產業的角度來講,《英雄》和《十面埋伏》的電影,對整個本土電影的推進是起到了什麼作用?這個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電影年產量接近200部,今年已經也150多部,150多部電影有多少能夠進入自己的影院跟觀眾見面,最主要就是發行,在某種意義上發行的成本巨大,這種發行成本的巨大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英雄》和《十面埋伏》投資背景的情況下,驟然的提高中國本土電影的發行門檻,一部電影的發行費非常高,像《十面埋伏》這樣的發行方式,甚至在不放影片的情況下,在工人體育館做一個巨大的首映式,我們幾乎沒有第二部電影能夠做到這樣的程度。我們現在一年100多部電影,中國根據WTO的協議,每年必須有25部引進的大片,就這電影就已經占據一年電影大量的發行期,我們本土電影的周期已經非常小了,即便像《可可西裡》也進不了新影聯院線,而且它還有國際背景,其他的電影怎麼跟大家見面。在產業化的平臺上,一部電影即便獲得了非常高的商業回報,但對整體本土電影的推進在什麼意義上起作用,都值得我們反思。中國電影產業的進程,我們特別早就開始關注了,但我們覺得在很多方面還有很多不太健全的地方,這些東西實際上都跟張藝謀,都跟《英雄》和《十面埋伏》影片商業運作模式有關繫。更多是關注中國的本土電影,並不僅僅是關注張藝謀或者一部影片的價值。所以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們認為張藝謀的電影,我們要討論他討論的話題相當多,不僅僅是一個討論會,或者幾篇論文可以完成的,就是因為我們對中國電影的關注,纔來討論張藝謀,並不是因為討論張藝謀纔來討論中國電影。謝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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