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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訓傳》造就第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思想運動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電影的創作呈現出一股蓬勃向上發展的趨勢,但這種局面很快結束,電影界發生的巨大震動就是對影片《武訓傳》的批判,電影批評被直接發展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電影具有如此之大的政治風險讓許多電影人誠惶誠恐,電影的審查和管理也更加嚴格,當年沒有任何電影投拍,電影產量嚴重下降。《武訓傳》劇照,由孫瑜導演,趙丹主演。周恩來總理與孫瑜親切交談。 電影筆記 追尋人民記憶 1944年夏,陶行知送給電影導演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他希望成就卓著的孫瑜有機會時能夠把武訓一生艱苦辦義學的事跡拍成電影。 孫瑜讀了這個畫傳,便很快擬出簡單的“劇情梗概”:作為一個曾受過不識字的痛苦和創傷的武訓,懷著樸實善良的願望,不顧個人微不足道的命運,下定決心為窮孩子們“不再喫不識字的苦”而進行一場苦鬥,堅持到底,終生不渝地、孤獨地與社會作戰,甚至是孤獨地與他自己作戰。 這是一個感人肺腑且讓孫瑜念念不忘的電影題材。1945年春至1947年秋,他第二次赴美,對美國電影做親身觀摩。在美國他一直帶著武訓的畫傳和“劇情梗概”,還寫了一部分的“分場劇情”。在域外的文化記憶中醞釀,在中外廣闊的視野裡,構成一部電影的輪廓。1948年1月電影劇本成稿,當年夏便開始在中國電影制片廠投拍,後轉昆侖公司攝制完成。但令最初的孫瑜沒有想到的是,這部《武訓傳》的編導創作過程,竟是充滿了艱辛和曲折。算上出國前的第一稿,他先後寫出五稿,又歷經“中制”、“昆侖”兩個電影廠,到1950年年底拍完,前後歷時六七年之久!這在當年一片公司遍地開花,一部電影隻拍短短二三個月三五個月的情勢下,是一個異數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社會語境、外部世界在幾年裡變化太大了。外部的變動不居和內心的戰爭聯接在一起,外部世界的力和反力永遠同在。孫瑜睜大了眼睛,超越環境局限,追隨到了深處,追躡人民的記憶,關注並素寫一個人的戰爭,並進而去關注更廣闊的人生與更廣闊的世界,關注一個民族甚至整個人類共同的問題、遭際與命運。 孫瑜對人生、對世界、對藝術的看法已不再是出於他個人的經驗,而是出於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出於一種文化的審美選擇。孫瑜創作中不是看重他個人的能力、劇情的故事性,而是像人性、人民記憶或真理、自由這類的普遍價值。念書能救人,這個人民記憶的真理在人性和文化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意義上面對整個民族的塑造,它含有和寓示了更扎實的問題和內容。 孫瑜是名導演,他合作的演員不少是大明星,像阮玲玉、金焰、林楚楚、黎莉莉、陳燕燕、鄭君裡等。《武訓傳》演員陣容龐大,趙丹、吳茵、張翼、周伯勛、蔣天流都參加了拍攝。因為拍攝時間拖得很長,這部影片的兩個主演趙丹、吳茵其間還合演了影片《烏鴉與麻雀》。一般人都知道趙丹在《烏鴉與麻雀》中演技純熟,但看過電影《武訓傳》的人,對趙丹的高度激情和出神入化的表演都贊不絕口,稱武訓為其演得最好的角色。他演的武訓,含淚微笑地默然跪勸小學生不要做賭徒;在牌坊下堅決不領皇帝賞穿的“黃馬褂” 趙丹將人物不安寧的內心和那種永遠地面對自己和與自己對峙的精神,淋漓盡致地予以呈現。 武訓要救孩子,“咱窮人偏要念書”,要他們上學,要上了學的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是鄉下人/莊稼人,“將來千萬不要忘記咱窮人”。一個人面對環境,面對外部世界,面對著種種隨時可能發生的災難與變故:火山爆發、冰川沉陸、戰爭、瘟疫、饑餓、非典、禽流感,可以與人攜起手,並起肩,甚至全球化地去共同戰鬥,那麼,面對無知、懵懂、文盲、不讀書、怠惰,等等,就不能給予一點點啟明,投入一種探索以至獻身的意識嗎? 思索是體驗世界的一種模式。以公眾福祉為目標,應該引以為我們內心的鍥而不舍的力量。在《武訓傳》短暫的放映盛事之後,孫瑜、趙丹和一些受電影牽連的人遭到批判。1951年發生的對電影《武訓傳》的這場批判,範圍相當廣泛,而且其激烈程度與影響所及,也是遠超乎人們的想像的。但是,電影家孫瑜和他的同仁不斷由內心汲取力量,跨過這一段時期,仍然以某種生命或藝術的模式在表達著自我,參與了歷史和他的遭際。 丁亞平(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被波及的其他影片 《我們夫婦之間》:獨特視角遭批判 1951年“昆侖”拍攝了一部很有影響的影片《我們夫婦之間》。該片由鄭君裡導演,主演是趙丹、蔣天流。影片講述上海知識分子干部李克與貧民出身的山東解放區干部張英結婚後,在許多事情上發生分歧最終重歸於好的故事。影片大膽地提出工農兵干部面臨著一個全面提高自己文化素質的問題,這種超前意識是它遭受批判的潛在因素之一。 該片同“文華”出品的《關連長》一樣,在批判《武訓傳》的風波中遭到批判。有人提出這部影片“所選擇的題材就是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對工農干部、共產黨員的污蔑”等等。 影片的結局是從此便在影院中消失,而生產這部影片的廠家及主創人員感到惶惑不安,也使得私營廠眾多創作人員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支持過影片的夏衍被迫在一篇文章中做了檢查。不久,“上海電影文學研究所”也被解散。 整理張悅 對話 “有什麼缺點,也是電影藝術的問題” 對《武訓傳》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後發動的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思想運動,它從電影發端,橫掃整個思想文化界,持續了將近一年。對電影事業而言,這場運動造成的後果是極其慘重的。記者就這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武訓傳》”事件,采訪了中國電影家協會研究員、研究中國電影史的專家孟犁野老先生,了解事件始末並為之深省。 最初公映受到普遍好評 新京報:孫瑜多年構思醞釀完成的電影《武訓傳》據史料記載最初是受到肯定的。 孟犁野:的確如此。最初“昆侖”的編導委員會多次討論方案,並向夏衍彙報,夏衍當時坦率地說:“我認為‘武訓不足為訓’ 在目前情況下,不必用那麼多人力物力去拍這樣一部影片。”但“昆侖”還是堅持拍了。影片在1950年底全部攝制完成。在上海首映時,反響熱烈。1951年2月,孫瑜帶影片到北京,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看過後,除了認為武訓在廟會廣場上“賣打”討錢被人毒打的畫面描寫過長外,沒有再提別的意見。影片在京、津、滬公映,受到普遍好評,報刊連續發表肯定和贊揚該片的評論文章有四十多篇。 批判大潮洶湧而至 新京報:應該說影片公映不久,形勢就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是嗎? 孟犁野:過了不到三個月吧,當年的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親自撰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嚴厲地指出:“電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問題”,並認為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贊揚歌頌如此之多,不但“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走到何種程度”,而且說明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戰鬥的共產黨”。同一天《人民日報》還發表短評,要求“共產黨員自覺地同錯誤思想進行鬥爭”。之後全國範圍內立即形成新中國成立後思想文化戰線上第一次批判運動,持續將近一年。導演孫瑜和所有肯定過這部影片的有關領導以及文教界人士數十人,均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做公開的自我批評和檢討。 三十四年後重新評價 新京報:直到什麼時候纔對這場由批判《武訓傳》引起的運動予以重新評價的呢? 孟犁野:是在1985年9月5日,大規模批判34年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陶行知研究會、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說:“解放初期,1951年曾經發生過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並且還提出不論“電影《武訓傳》有什麼缺點,首先也是一個電影藝術的問題”。 新京報:那現在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武訓傳》這部電影呢? 孟犁野:應該說《武訓傳》是一部在題材、風格上頗有特色的作品,但在思想的表達和藝術的探索上還顯得不夠成熟,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不過,作為政治問題加以“運動”式的批判顯然是過分的。采寫/本報記者張悅 世界風雲 1 9 5 1年 1951年,伊莉莎白•泰勒和蒙哥馬利•克利夫特一起主演了《郎心如鐵》,泰勒清純之美給人的印像頗深。 《愛麗絲夢遊仙境》於1951年在美國推出,是迪斯尼的第13部經典動畫,講述小女孩愛麗絲經歷的一堆千奇百怪的遭遇。 1951年,佩德羅•阿莫多瓦出生於西班牙拉曼恰省一個小鎮的貧民區,八歲時搬到艾斯特馬度拉省,在教會學校完成中學學業。 策劃:本報娛樂新聞部 學術顧問:陳山、郝建、陸弘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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