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雲的南方》講述了一個人不可能的生活

導演朱文在《雲的南方》拍攝現場《海鮮》之後帶來“膠片處女作”《雲的南方》

在還是一名作家時，朱文就在作品中多次寫到過父親，其中既有“父親是我選定的一個詞，他就是午後陽光的全部”這樣深情的吟唱，也有《我愛美圓》裡父子倆一同“招妓”的調侃與顛覆；等到有機會拿起導筒說話，朱文又再次把鏡頭對準了父親。這位“斷裂作家”真摯地發現：“我開始懂得理解、欣賞那一代人，並為以往的隔絕、誤解而感到內疚”。為此，他在影片最後借鋻了羅中立油畫《父親》的審美旨趣，處心積慮為中國銀幕留下了一幅大寫的父親肖像。對於尚處在陣痛期的年輕一代“斷裂”作家和“斷裂”導演來說，朱文的反思和寬容無疑具有某種像征意味。關於“導演”：我不認為我不專業

新京報：很多人都沒有想到朱文有一天會拍電影。你是不是已經習慣別人這樣問起你了？

朱文：是有些習慣了。就像我寫東西一樣，我是工科大學畢業的，所以就老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去開機床而要寫東西。其實人最早的衝動都是特別簡單的。

新京報：但是以我的經驗，要把衝動變為現實通常是非常不容易的。

朱文：那是能力問題。

新京報：你覺得你這方面的能力有什麼高過別人的地方？朱文：也沒有本質不同吧！我可能看問題比較本質。實際上我不認為自己不專業，我覺得自己是特別專業的。

新京報：你指的是拍電影方面嗎？

朱：對。從某種角度看，拍電影的技術並不是特別重要，因為所有的技術都可以在實踐中去學習，惟一學不到的就是這個人的原創性，“有話可說”。也包括想像力和講故事的藝術。

新京報：你認為電影本質上還是敘事藝術？

朱文：從某種角度講是這樣。當然好電影有許多種，可能我對敘事比較著迷。我的每一部電影都有敘事理想，無論是《巫山雲雨》還是《雲的南方》。從這種角度說，我是一個特別專業的人。關於父親：我要為他們畫肖像

新京報：讓我們談談《雲的南方》吧。這部影片裡你想要表達什麼？什麼時候開始想用影像來表達父親這一代人的？

朱文：我想有一段時間了。我拍電影以前寫了六本書，現在回過頭來看幾乎每一本都在寫父親，其實寫的也都是自己。很著迷，也許是自己太自戀了。從情感上來講，父親這個話題由來已久。以前，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太理解他們，也不用心去了解他們。

新京報：以前你跟父親這一輩人交流多嗎？

朱文：有交流，但不多，年輕的時候甚至是對立的。但慢慢覺得交流得越來越好。

新京報：我們是同鄉。以我對故鄉父輩那一代人的了解，他們應該不太能接受你以前那種生活方式。

朱文：就是這樣的，你說得很準確。我的過程就是這樣，一開始選擇就和父母的願望是對立的，父母也許會很失望。

新京報：哪怕當時在圈子裡你有多意氣風發，但是內心深處對父母總會有一種很糾纏的感覺，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朱文：對！是這樣過來的。而我最自責的就是，實際上隔了一些年後，你不論當初做過什麼，最終父母都能釋懷，都能夠接納你、理解你，哪怕最初他責罵你、阻撓你，但當你真的做出了選擇，他們還是會尊重你的想法的。而我回頭一想，我們又是怎麼去理解父母的？我覺得欠得太多了。拍完這部影片後，劇組工作人員以及看過的觀眾都會有一種感覺：想要趕緊回家陪陪父母，同他們聊一聊。如果這部片子能夠激起這樣一種感情，我想是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關於變化：是寬容，並不是妥協

新京報：一位曾在小說《我愛美圓》裡和父親一起“招妓”的作家現在開始學會贊美父親，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朱文：我比以前寬容了。

新京報：你認為這是一種妥協嗎？

朱文：我不認為這是妥協。我在拍《海鮮》時就說過，憤怒是沒有用的，不應該隻停留在憤怒上，還應該繼續往前走。就像“虛無”一樣，當你認識到這個世界虛無的時候，你不應該停留在這裡，前面不管多艱難，你必須繼續走下去，帶來更多的東西。我最近幾年最大的感受就是開始發現自己其實不重要。以前可能總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人，現在正好相反。

新京報：但是四五年前你說得最多的卻是“斷裂”、“解構”、“憤怒”。

朱文：我願意否定自己以前的許多東西，我也和朋友們分享這個。我想做錯就該有勇氣去糾正。很多時候我們習慣了兩個極端，要不就是“合作”，要不就是“抗拒”，實際上我覺得在人類諸多的決定中，“非此即彼”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東西，應該還有另外一種決定方式。關於拍片：重新回到零點

新京報：你以前喜歡反思嗎？

朱文：我一直都是這樣一個人。籠統講我是一個想活得明白的人。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在最“順”的時候停止寫作的原因，它和我心裡的焦慮有關繫。我覺得我一直不接受把寫作作為一種職業，在最後那段時間，我一直在質疑自己的寫作，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它能使我重新找到了起步的感覺。

新京報：重新回到零點？

朱文：對，就是零點！回到起點，什麼都是新鮮的。

新京報：那會不會有一天朱文成為一名著名導演了又選擇了重新開始？

朱文：完全有可能啊。人家老問我新的計劃，我就跟他們說我沒有什麼計劃。本來我也沒有打算做一名職業導演，我盡努力把我的電影夢實現後就不會再做電影了。

新京報：你認為《雲的南方》達到了你所理解的好電影的標準了嗎？

朱文：《雲的南方》隻是一個起步，在中國這樣制作環境裡的一個起步。我想《海鮮》已經足夠好，但是有一點，它隻能在外國看到，一回到自己國家就像小偷一樣，這是不可以的，很滑稽。這樣的電影拍出來之後對現狀根本不起作用，你的工作是無效的，我覺得一部好作品，應該能和當下在同一時間、緯度裡形成交流，要對現實起作用。在這個層面講，我認為《雲的南方》是我的第一部電影。關於《雲的南方》：講述一個人不可能的生活

新京報：讓我們再回到影片上來吧。這部片子基本上是從父親的精神世界切入的，並沒有什麼復雜的劇情，這對國內觀眾的觀賞習慣來說恐怕是個考驗。

朱文：我想拍的是一個中國父親的故事，但後來我希望它能有所超越，能涉及一個人類的普遍境遇。一直以來，我對一個話題都特別著迷，就是關於一個人不可能的生活。人生有一個普遍的悖論，就是你不可能擁有另外一種生活。這個話題令我著迷。

另外一個話題呢，我想可能就是父輩們所獨有的，就是推動故事秘密前進的“情欲”。我經常有一種衝動，我們這一代人給父母講了一個我們的故事，父母那一代人也應該給我們講一個他們的故事。我想幫他們來講一個他們的故事。講完後，我纔發現這其實也是我們自己的故事。

新京報：這是一個非常作家式的敘事理想。把電影當做小說拍，從影像裡看到類似文字的東西，這是你的習慣嗎？

朱文：是習慣，也是趣味。影片在德國放第一場時，有一位年齡很大的觀眾對我說：我感謝你拍了一部充滿詩意的電影。現實中的人對詩意是有渴望的，它不真實，隻是漂浮著，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生活會是多麼殘酷！所以我給影片起了這樣一個名字，我覺得它在語言上感覺舒服。尤其是天邊地平線上雲的感覺，就像從地面升起的精靈一樣，相對於土地的堅實而言，雲所提供的意像是遙遠、飄逸甚至是神秘的，影片的整個敘述的調子，都在傳達這種訊息。

新京報：最後，談談你對這部片子的觀眾預期？

朱文：我相信對藝術感興趣的人還是有，這是一定的。我不期待這部片子能有多少數量的觀眾，但我相信一定有人想看到這個東西。中國電影還處於一個“美學暴發戶”的時代，觀眾也需要培養。(本報記者楊彬彬 實習生張悅)